嘉靖皇帝一提到议礼，就非常敏感，这是他的一个生命情结。Www.Pinwenba.Com 吧他的施政方针，他的个人爱憎，他对臣僚的升黜臧否，多与议礼相关。李福达之狱，他本也能听从有司和谏官的意见，依法处治，但一牵涉议礼案，就动了个人感情。
嘉靖本来就因当年给父母加封号跟朝中大多数官员结了怨，平时总觉得臣下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的坏话。眼下看了桂萼、张璁的奏章，便觉得十分有理，而那些护礼派臣僚们的数十道奏章，显然缺乏深思熟虑，行文用词颇有怨气，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以事论事，明显带有个人意气。
于是，嘉靖让亲信太监去调查这些上奏章的护礼派大臣，结果查出上奏章的大臣中有一多半都在议礼之争中被他责令痛打。
于是，嘉靖便命人重新审讯张寅案。
桂、张二人趁机再一次上奏说群臣内外交结，想报复议礼派诸臣，于是，嘉靖马上认定护礼派官员们是挟私报复。嘉靖由犹疑而至愤怒，由冷静而至偏执，由维护国家的法律而转向维护议礼和自己的尊严。
嘉靖下命速速提取李福达到京审问。
从接到圣旨，山西官员就提取李福达案涉及的证人共30余人立刻动身，尽管再过几天就是新年，谁也不敢稍作停留，这个新年他们都是在路上过的。当这30余人被提到京师时，已经到了嘉靖六年的正月初六。
山西官员、李福达、相关证人刚入京，嘉靖帝就迫不及待地下旨，诏令此案由三法司于京畿道会审。“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司法机构。按照明朝的制度，刑部负责侦破审理案件，都察院负责都察官吏，大理寺则负责审核刑部所审案件。一般的案件，只需要刑部审理即可结案，遇到圣旨钦定的案件或者久审难结的疑案才交三法司会审。
遵照圣旨，三法司开始着手调查审理李福达案。
这时候的所谓再审，嘉靖的本意就是要翻案，以维护、保护议礼派的郭勋。但群臣并不明白嘉靖皇帝的意思。
刑部尚书颜颐寿、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在京畿道会审，经过三推六问，引证质对，与原来的审判结果并没有不同的供词，最终还是指证“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见证人语气坚决，证据确凿，一时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罪。
三法司会审的结论很快由刑部尚书颜颐寿奏报皇帝，确认李福达与张寅是一人，李福达罪迹昭著，依法应处磔刑。
嘉靖一听，还是原来的审判结论，非常生气，他每天在寻思着如何对付三法司的官员。
三天后，嘉靖下达谕旨，命九卿大臣在朝廷会审，而且要求不得“循情回护”。显然，皇帝对三法司会审的结果表示怀疑，或者根本不信任这一结果，才要求九卿大臣重新会审。
这次九卿鞫讯又称圆审，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寺九部门的一把手对案件进行会同审理，只有极少数的重大案件和疑案才会动用这一手段。
九部门接旨后自然不敢怠慢，更加认真仔细地查对了卷宗，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颜颐寿会同其他八部门开始在午门前审理李福达一案。
原山西巡抚毕昭曾审讯出李福达是被仇人所诬，当时毕昭提供的证人是戚广，这次把戚广找来，戚广说：“我根本就没出过庭，怎么会作证。”这说明，薛良并非诬告李福达。
毕昭当时说李福达身上并没有文有龙虎，颜颐寿早做过调查，在当时，去掉身上的文身非常容易，所以，毕昭提供的为李福达翻案的证据都不能成立。
这样，该案已没有任何疑点，颜颐寿就上奏嘉靖皇帝九卿审讯结果：“张寅”与“李福达”实为一人。
嘉靖帝却依然不相信，说颜颐寿等人无视律法，偏情回护。并对颜颐寿严厉斥责，并表示要亲自审理此案。
首辅杨一清对嘉靖皇帝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震惊，他急忙上疏劝阻，说审案是刑部等司法部门的职责，陛下贵为天子应把握全局，怎么能和臣下并列去审讯一介草蔻呢？
嘉靖这才作罢，称九卿“不从公分理”，而是“朋谋捏告，泛言奏饰”，就再令他们戴罪办案，并警告他们如有袒护偏信，必将“重治不饶”。
四月四日，九卿进行了第二次会审，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颜颐寿想来思去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想是否皇帝嫌判罚太重了。为了能顺利通过皇帝审查，他与其他审讯官员商量，减轻对李福达的判罚，由碟刑改为斩决。并取消了连坐李福达亲属的惩罚。
这个结果奏报皇帝后，嘉靖帝依然暴跳如雷，指出九卿官员朋比肆奸、袒护薛良，同时，又下旨让锦衣卫赶赴山西传原审官员、山西巡按御使马禄逮赴进京，就连山西巡抚江潮、已经致仕在家的毕昭也要进京配合调查。
此时，颜颐寿已经模模糊糊察觉到此案背后定有背景。但还是以尽职尽责的态度来解释，想凭自己的公正之心打动皇上。
同时，因李福达智慧过人，行踪不定，姓名多变，身世不详等特点，也有不少人怀疑张寅是否是李福达，纷纷上疏分析此案的疑点，表明对此案的态度。这些人提出的疑点大致有五个：
一、传闻李福达有朱砂痣、龙虎形，但张寅没有。
二、山西五台县一户户主为张子真的人家中，有张寅的名册，而张寅幼时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县调查时，却发现了李福达的坟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乡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无赖，因此有诬告的可能。
五、通过对证人们调查询问，发现他们都是张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伪证的可能。
然而，刑部主事唐枢却一一指出以上五点不能成立。他上疏嘉靖，力斥上述几点，并在书中条分缕析，言之凿凿，他的剖析贴合实情，深刻精辟，很有说服力。最后他认为李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请求嘉靖皇帝立即将李福达明正典刑，以为圣世一大快。
没想到嘉靖帝被这一奏疏触到痛处，当即大发雷霆，严指切责唐枢轻率狂妄，出位奏扰，将他削职为民。
戴罪办案的颜颐寿越来越觉得此案不好处理，想来想去还是尽快与这个案子脱离关系好，他经过深思熟虑，不敢再坚持定罪之说，而是摘引审理过程中前后不同的情节和证词，称这个案件有许多疑点，应作为疑案，然后小心翼翼地上疏表示：此案经过十次审讯，均不能明辨是非，就此为止不能继续审讯。
嘉靖帝立即严厉责备了颜颐寿等三司审案大员。
颜颐寿不得不又进行几次审讯，并安排李福达与马禄对质，得出的结论依然与前几次一样。
刑部尚书颜颐寿见到了如此地步，便毅然上言，不仅说李福达谋反的罪证确凿，还提到他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表示自己纵然死也不敢姑息奸恶。
可嘉靖根本听不进去。颜颐寿所指的神奸妖术，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这显然是在讽刺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斥责颜颐寿朋奸肆诬，叫他戴罪重审。
颜颐寿再次会审，让马禄与李福达对质，结案仍与往常一般，再一次上奏嘉靖。
嘉靖仍然是不问青红皂白，严厉斥责。
七月十日，颜颐寿终于撑不住了，就假称有病，请求退休，却没被批准。
案件一次次审讯，一次次上奏，一次次被驳回。各个审讯官员都极尽其能地认真仔细、客观公正，却依然无法得到通过。案子已经无法下手，似乎陷于停滞，无法打开疆局。
八月三日，嘉靖帝撇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又安排锦衣卫进行了一次审讯，结果却依然照旧，这让嘉靖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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