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真的感谢人类祖先早就创造了谈判这种胜了可以要挟对方，输了可以乞求对方，两军相持胜败难料时，可以稳住对方，在战场上可以缓解争端的行之有效的妙方。眼下，河边和牟田口玩的就是这一套魔方：谈判。

他们认准了：在谈判中可以赢得难得的也是神圣的时间。

于是，牟田口再次派人送信。好像生怕送信人把信送到月球上去似的，他再三叮嘱说：是宛平城。不要过卢沟桥，回龙庙旁边就是。记住了吗？宛平城。

宛平城东门紧紧封闭。

送信人只得绕道来到西门。因为他有牟田口的“手谕”，又是给王专员送信，守门的卫兵很客气地放他进城。

这是一封很简练、明了的信，就写了一行字：“请王专员或金营长出城谈判。”

“出城谈判？”

鬼子真他娘的会玩花样。谈判桌这方寸天地竟玩出这多名堂，一会儿进城协商，一会儿出城谈判，尽是花花肠子！双方组成的谈判小组刚刚在城里以不欢而散结束了一次会晤。该说的都说了，想说的又不让说，现在有什么必要出城谈判？

王冷斋看罢信，不屑一顾地将信往桌面一撇，冷淡地说：“我们没有时间陪敌人玩花招。”

金振中拒绝得更是坚定：“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守卫国家领土的重任是不许一个指挥员擅自离开职守的。”

河边还在等待着回信。

秒针的每一次跃动对他都显得那么沉重而漫长。他的正常感觉已经没有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得像河里的小鲤鱼一样使人无法抓住它。按他的想法世界最好是攥在他手心里的一种玩物。此刻他下一道命令，让时间停止运行，直到他们的援军赶到卢沟桥为止。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公正的时间老人连一个惜时如金的善良人都不会偏爱，更何况对一个杀人如削泥的刽子手。

河边泥胎一般坐着，他确实有山穷水尽的感觉，该使出的花花点子全使出来了。

“你不赐舍我，我就拖住你！”

他的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现在的人们看过京剧《红灯记》的总不少吧，会记得鸠山说话时的神情的。河边就是那个样儿。

他不信没有办法治中**队。河边还有什么事能被难住吗？笑话！

又来了，牟田口第三次派人到宛平城来送信。严格地说，这不是信，是声色俱厉的最后通牒：

一、限于当天（指8日——作者注）下午8时前，中**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也撤退至河东。逾时日军即实行以大炮轰城：

二、通知城内民众迁出；

三、城内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等，请令其出城。

王冷斋看完信，冷笑一声了之。

送信人有几分奇怪，问他冷笑为的哪般。是的，他总不能带着这在他看来不明不白的笑回去见主人呀。

王冷斋很直率地告诉这位“使者”：你们放明白点，这是在中国，侵略者有什么资格以“老太爷”的口气发号施令？

送信人对这样的回答仍不满足，要王冷斋对他们信中的三条意见作具体答复。王便逐一驳了那三条：

“请你转告牟田口，第一，本人是非军事人员，对撤兵一事，不便回答他；第二，对于城内的民众，我们自有处理办法，不必贵国劳驾顾虑；第三，至于樱井等人我方早就令其出城，是他们愿留在城内商谈，还声明要尽自己努力使事情得以解决。这是他们一番好心，我们怎好赶其出城？就这些，请你回报你的主人。”

送信人走了，他没有走西门，偏要从东门闯出去。急于见到主人的心情使他忘了东门是禁止通行的。

王冷斋的答复并不会使河边、牟田口们感到意外和失望。从某个意义上讲，这样的结果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一切努力纠缠不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吗？中方越不按他们的意见办，才越使局面显得五彩缤纷和零乱，乱中好搅和，乱中能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

牟田口的脸上是一种说得意不全是得意、说失意不全是失意的复杂的、令人难以琢磨的表情。他对送信人说：

“拿酒来！”

他在亢奋的时候总要喝酒……

对于牟田口的表情以及表演，王冷斋当然是不会看到的。但是，他有一种预感：

日军即将进行的报复是加倍的残忍、疯狂。绝对会如此。

王冷斋做出决定：城内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律搬走，到民房里去办公。

从政府的办公地方到老百姓的住家，顶多也就几十米远。就这目光可及的几步路却一下子把敌人推到了遥远的彼岸，本来清晰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本来唾手可得的事情变得难以下手了。

日军不会因此就善罢甘休。他们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侥幸经验：胜利往往出现在坚持一下的挣扎之中。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

牟田口的第三封信遭到拒绝后，日军对宛平城的炮轰便随之开始。这是他们早就定下来的对策。

王冷斋的努力不可能付之东流。

果然，专员公署办公厅的房子首当其冲地成为敌人炮击的头号目标。好些人包括王冷斋在内都看到了，那炮弹打得很准，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第一发就击中了，接着，日军的数炮齐发，猛轰一阵，专署的房子被炸得东倒西歪，变为一片废墟。

只因王冷斋早走了一步棋，才使日军的愿望变为泡影。

这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成为许多人探索的一个谜：日军的第一炮为什么就击中了专署的办公房子？

谜往往是神秘的。因其神秘也就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揭开这个谜的还是当年的当事人王冷斋和洪大中。事过几十年后，他们在各自写的回忆卢沟桥战斗的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宛平专署成立时发生的一件事。这种事将人们引出了五里雾——

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是第一个来专署表示“祝贺”的外国人；接着，日本驻丰台的宪兵队长和日本在丰台的警察署长都相继前来“祝贺”。按说，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还算不得紧张，甚至可以用“友好”二字来形容。专署成立，日方派人来“祝贺”，不奇怪。问题是一木的行动令人生疑，他原来外出都是骑一匹高头大马，谁都知道他的专人坐骑是从不离身的。可是这次从丰台到宛平城5里之遥的路，他却出人意外地徒步而来。怪？

好些中国人当时都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这闷葫芦里装的是鸡还是狗。不过，人们对此事也没有过多地去深究。吹了一阵风，也就过去了。

读了王、洪二位的回忆录后，许多了解当年日军第一炮击中宛平专署大厅的人，才猛然醒悟过来，他们马上想起了一木清直下马步行的那个镜头，原来这个日军大队长在以步当尺、测试距离呢！

可是：我们太善良，也太迟钝，没有一木清直那样的“远见”——他在发动“七七事变”的半年之前，就开始测试“炮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