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皇帝看过案卷后，立即产生了怀疑：
一、满仓儿如果不是吴家的女儿，真的是乐户张氏的亲妹妹，聂氏的儿子吴政怎么会到袁璘那里抢人？聂氏和吴政如何会变成袁璘的被告？袁璘告的应该是张氏，为什么却是聂氏和吴政呢？
二、满仓儿如果被明媒正娶卖给了周皇亲周彧家，皇新国戚家的媳妇怎么又会流转到袁璘的歌舞场地中了？
三、锦衣卫的审理原、被告的是非曲直都没有审清，为何首次问案的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会被拟为有罪？
……
孝宗皇帝由怀疑产生愤怒：“锦衣卫胡乱判案，着司礼监立即拟旨，令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和锦衣卫各派官员，再次会审满仓儿一案。Www.Pinwenba.Com 吧”
“满仓儿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她一到场，她到底是吴家的女儿，还是张氏的妹妹，到时真相自然大白于天下。”
“立即派人去周彧家搜索满仓儿。”四部门会审官员最后合议认为。
“从来没有买过一个叫满仓儿的女子”。毫不知情的周彧见有人突然来府上找人大吃一惊。
“如此看来，乐妇张氏的话是骗人的，那又该到哪里去找满仓儿呢？”
“恐怕本案另有隐情，不如我们就上奏说找不到满仓儿，一时难以结案。”
“高！”
“因找不到满仓儿，满仓儿一案一时难以结案。”三法司和锦衣卫官员不愿认真寻找，经过私议，就匆匆上奏孝宗。
“满仓儿怎么会找不到呢？”由于事情太过反常，孝宗皇帝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因而再次传旨：“司礼监，着部院大臣和谏官们组织廷讯重审满仓儿一案，再由都察院拟出具体处置办法，报批朕执行。”
会审官员一看皇帝再下次谕旨审查此案，不敢怠慢，连忙组织重新会审。
“张氏，满仓儿到底是你的亲妹妹，还是吴家的女儿，你要从实招来。如果你不从实招来，那可是歁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
“满仓儿……她……她是吴能与聂氏的女儿。”乐妇张氏觉得情况不妙，越来越害怕，就慌忙招认了编造谎言的事实。
“当堂画押！”
张氏颤抖着在供词上画了押。
“满仓儿现在哪里？”
“在贾芸的家中。”张氏害怕杀头一下供出了满仓儿。
“带满仓儿上堂！”
不久，满仓儿被带上堂来。
“满仓儿！你到底是吴家的女儿，还是张氏的妹妹，要从实招来。否则要以歁君之罪论处，那可是要杀头的！”
“我是张氏的亲妹妹……”
“大胆，既然你是张氏的亲妹妹，为什么不留在她的家中，却藏在贾校尉干女儿贾芸的家中？”
“这……我和贾芸是好朋友！”
“大胆，竟敢戏弄本官，来呀，左右，将满仓儿拶起来！”
满仓儿受不住刑罚，只好招供：“大人饶命。我本是彭城卫吴千户吴能的女儿。被爹爹和媒婆张媪合伙卖给乐妇张氏，乐妇张氏又将我转卖给乐工焦义，焦义又将我转卖给乐工袁璘。后来，杨彪和我相好，答应替我赎身，帮我从良。就在这时，我被哥哥吴政强行带回家中。袁璘不服，才上告刑部。后来，杨彪托贾芸答应娶我，叫我一口咬定是乐妇张氏的妹妹，我因贪图杨公子的权势和钱财，就……”
“当堂画押！”
这样，就查明了媒婆张媪、乐户张氏、焦义、袁璘等把满仓儿当作商品买来卖去的事实。但是，左都御史闵珪却惧畏东厂权势，不敢秉公处理，不敢将杨鹏叔侄绳之以法，维持锦衣卫原判，再一次拟定：刑部郎中丁哲“因公杖人死”，处徒刑；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和满仓儿母女，处杖刑。杨鹏叔侄和媒婆张媪、乐户张氏、焦义和袁璘却判定无罪。
这样的处理意见，明显是不公平的。东厂蛮横专权，威势吓人，臣民们敢怒不敢言。
1496年12月，刑部典吏徐珪，虽位卑职低（徐珪，字必信，应城人氏。他幼从名师，聪颖过人。弘治六年〈1493年〉中贡士，同年，供职于刑部，执事于监狱。因为人刚直正派，不善夤缘，无后台可依，故一直为刑部八品典吏。其职位算起来，只不过乃衙门一胥吏而已，或相当于今日一看守所所长罢了。）却敢抱不平，他愤慨地在奏折中称：
袁璘咆哮公堂、出言不逊，理应处以杖刑，丁哲的处断非常清楚公正。
杨鹏拷讯聂氏，使她无辜而服罪，镇抚司与东厂共同蒙蔽事实，欺君罔上。
陛下令法司、锦衣卫会审，可他们都惧怕东厂，不敢明言，以致审讯大堂众口一词，这都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经串供所致！
满仓儿居然诬陷自己的亲生母亲，按罪当诛，而仅处以杖刑，丁哲等无罪反判其刑。轻重如此倒置，都是东厂胁迫所造成的，公理难容!
我在刑部三年，案中的“盗贼”，大多因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被抓，其中有东厂校尉挟私诬陷的，有东厂校尉为人报仇的，有东厂校尉收受首恶的贿赂而改为从犯，另找旁人抵首犯的罪的。刑部的官员都知道这些，可谁敢擅自更改一个字呢？
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如此伤天害理，势必破坏天和，导致灾异频繁出现。
我希望陛下能够革去东厂，限制宦官的权力，废除弊政。处死杨鹏叔侄、贾校尉和他的干女儿贾芸，谪戍锦衣卫镇抚司官员到边疆。
对于刑部郎中丁哲、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等人，应快快释放回到本部门，并各晋升一级，以洗白他们所受的冤枉，如果这样，上天才不会发怒，太平才能出现。
如果不罢免东厂，也应该推选谨厚的宦官如陈宽、韦泰等人管理东厂。仍然派一个大臣与他们共同管理东厂。
锦衣卫镇抚司理刑时不能只用锦衣卫的官员。我希望能够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同审理案件。或三年、或六年一个任期，如此处理，就可以避免巡捕官校，作奸擅刑，诬陷无辜者。
我本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前后左右都是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的人，我的这次上奏必然会给我招来灾祸。与其死到东厂和锦衣卫的手中，不如死到朝廷的手中。希望能够斩于我的头颅，践行我的建议。然后把我的骸骨送还我的妻子儿女，然后回归应城，我虽死而无恨。
徐珪这一奏章，充满浩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其气概感人动容，忠义可见。
然而，徐珪企图改变明朝宦官与内阁并行的权力双轨制，结果就是要改变明朝的君主**，这无异是与虎谋皮，绝对办不到的事。徐珪的掷地有声的建议，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朱佑樘对东厂宦官特务无限信任的态度。孝宗皇帝看完徐珪的奏疏，表面假装被他的忠义精神感动，认为这个案子事关江山社稷，应当查明真相。他怒斥几个相关的臣子，然后交给都察院审理。
都御史闵珪等抵赖说：“徐珪诬陷会审官员，他所说与事实不符。”
孝宗皇帝看了闵珪的奏章，听信了闵珪的话，也认为徐珪所奏与事实不符。
在皇帝看来，一个身份低微的徐珪竟然敢于参劾东厂、锦衣卫、三法司，讥贬满朝公卿，不由勃然大怒：“小小的典吏竟然敢如此胆大包天，直言无忌！着都察院审判徐珪！”当即疏发交都察院，对徐珪进行严刑拷问。
执法大员们看到孝宗如此大怒，生怕丢了乌纱帽，当即息事宁人，虽然都御史等人都很惊叹徐珪的勇气，但又不敢得罪东厂的杨鹏、锦衣卫和三法司参审官员，胡乱给徐珪加上“奏事不实”的罪名，疏请处以徒刑，但准循例赎刑。
受到涉及的有关官员，见天威震怒，大势不妙，当即上疏认罪，结果被从轻发落，处以不同数额的罚俸。丁哲为民，王爵杖赎。而杨鹏等依然继续作恶。
徐珪办完赎刑手续后，被发回原籍为民。
徐珪削职为民后，朝中许多正义之士，纷纷为他鸣不平。在刑部观政的进士孙磐，领先上疏，就徐珪上书揭发东厂遭到罢官一事上疏建言道：“现在的谏官，面对皇上，多是阿谀逢迎，而不敢讲真话、说实情，更不敢上疏揭发权臣之奸。而今天，为皇上揭发宠幸、触权贵的人，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刑部官员。对此，我们都深感羞愧，自叹不如！我看他在谏言中提到的臣子，不外分为四等：一等是不避祸害，敢于抗弹权贵的人；二等是敢于扬清激浊，能补阙拾遗的人；三等是能够就时政提建议，有益于军国的人。上述三类，都应当被擢升重用；而第四等则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人，或者是那些不敢说真话的人，应当罢黜他们。圣上啊，兼听则明！现在，朝廷内外，议论朝政的人很多，应广泛听取。上述之言，我都是言之有据的，决不是信口空谈。希望圣上能够明察。”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含有珍贵的治国良策的奏折，孝宗皇帝看完，居然竟将奏章搁置一边，不闻不问，无一采纳。明代中期的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明孝宗虽然主张励精图治，重视司法，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但从满仓儿事件看，仍然是东厂干扰司法，司法无法清明。明代的宦官专政，实质上是君主**的反映。从朱棣开始，宦官逐渐把持了政治、军事、刑侦以及经济方面的大权。文武官吏在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只不过是配角而已。明朝的第一个贪残的大宦官是英宗朝的王振，其后又有曹吉祥以及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等等。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宪宗和武宗之间的孝宗弘治时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控制，其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朱估樘即位之初，迫于形势曾经不得不惩治梁芳、韦兴、陈喜等宦官。同时弘治年间又有几个知书奉法的太监如怀恩、何文鼎等，但总的来说，势焰熏灼，恣意贪残，与成化年间毫无二致。
弘治初，李文祥曾上书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权移内侍而不在内阁。赏罚只根据宦官的喜怒，祸福也由他们的摆布。他们仇视言官，公行贿赂。谁要是对其阿谀逢迎，则引为知己而得到超升。谁要是敢于揭他们的短，得罪他们，便会得到暗中谗害、并窜谪远方。这种颠倒是非的举措，真使臣僚们寒心，也使者百姓慑于彼等淫威而不敢论说。”弘治年间宦官势焰熏灼的例证很多，本案就是一个例证。《明史·王献臣传》说：“孝宗励精图治，信任阁臣，中官的势力稍微有所收敛。”这完全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朱佑樘与其列祖列宗一样，内心深处并不信任大臣，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组成的官制之外，又竭力使宦官统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完善并巩固起来，形成另一套操纵自如的统治系统。自然，一个稍有头脑和政治手腕的统治者，总要力求使官僚士大夫之间，宦官之间以及官僚士大夫与宦官之间既相互制约，又能基本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使统治得以维持和巩固，否则就会出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永乐以后，明王朝愈来愈把宦官作为主要统治工具。朱佑樘也不例外。弘治初年，对宦官虽然偶有罢黜，不过是玩弄的政治权术，或者是宦官内部因权势的消长而倾轧的结果。实际上，当时谁要是敢于纠劾宦官，或者得罪宦官，必然遭到他们的打击陷害，而且是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弘治九年(1496年)，满仓儿案件后，御史胡献曾上疏弹劾杨鹏等宦官借小事制造冤案，打击异己，并请求罢除东厂。他在奏折中说：“东厂校尉，本来的职责是惩办奸恶之人，现在却成了宫中太监和外戚发泄私愤的工具。如御史武衢忤、寿宁侯张鹤龄及太监杨鹏，主事毛广忤、太监韦泰，皆为校尉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成罪。满朝文武都知道他们是冤枉的，但无人敢说。我也知道，今天说了，他日必被他们陷害，然而我不怕。”奏疏送上以后，张鹤龄与韦泰各自上疏辨解。恰好此时给事中胡易奏劾监库内臣贺彬贪黩，贺彬也使用宦官们的贯伎，诬告胡易。朱佑樘于是下令将献、易都关进诏狱。后来，谪胡献为蓝山县(湖南今县)丞，胡易被释放。弘治十四年(1501年)，内使刘雄经过仪真，知县徐淮没有及时供应，惹恼了刘雄。刘雄乃渡江诉于守备太监傅容，傅容上奏到孝宗皇帝朱佑樘那里，朱佑樘随即命令将徐淮戴上刑具抓捕到京师，交锦衣卫拷讯。六科十三道的言官们纷纷上疏请求赦免徐淮，朱佑樘都不允准。后来被徐淮执行杖刑，对品调到了边远的地方。由此可见，朱佑樘非常袒护他的宦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话很适合于朱佑樘的所作所为及其身后所获得的赞颂。一般地说来，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特别是对**君主，尽可能地美化，而对其缺点错误，则尽量回避或者进行辩护，这是很早以来就形成了的一种“合理”的做法。所以，即使是一个坏皇帝，也会获得美誉，也会尽可能地加以赞颂，何况朱佑樘这样一个在明代诸帝中算是较好的皇帝，后人对他大加赞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谁要相信朱佑樘真的像史书上所赞颂的那样好，就难免要上当了。总之，朱佑樘决不是将司法公正放在君权之上、雄才大略、大有作为之君，当然也不是荒淫的昏君，而是惯于玩弄政治手腕、力求维持朱家皇权统治的**君主。
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与本案有关的官、民，依然被关在监狱中的还有三十八人。给事中庞泮再次上疏，请求予以处理。结果，刑部员外郎丁哲补偿袁家安葬费，罢官为民；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处杖刑，赎刑后官复还职；至于满仓儿，处杖刑后发交浣衣局执役。至于罪魁杨鹏叔侄、媒婆张媪、乐户却依然被判无罪，逍遥法外。一场历时半年，经三法司两次会审的大案就此草率宣告了结。
一年后，清宁宫发生火灾，刑部主事陈凤梧借机再次为徐珪鸣冤，希望能够给他官复原职，或者授予他其他官职以安慰他。孝宗这才同意下令授予徐珪正八品职衔。吏部接到孝宗的旨意后，授珪为浙江桐乡县丞。
一年后，大概为了平息官愤、民愤，杨鹏也被削职为民。
后经人举荐，徐珪历任浙江唐县署教事、福建罗源县知县、山东高唐州判、河北涿州同知、江西赣州通判、广西钦州知州等职，所到之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称“徐青天“。徐珪虽然身份低微，却破例地登上青史之塔。《二十四史》之《明史》为他作传；《浙江通志》、《光绪应城志》等地方志书都载有他的事迹。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皇帝病逝。其子朱厚照继位，帝号武宗，改元为正德。正德元年，徐珪于弘治九年所谏言的 “革东厂，限权宦官”的政见得到逐步的实现。这一年，曾紧步徐珪后尘的孙磐，再次上疏新帝，痛斥“内臣典兵”（即将宦官、锦衣卫派往军中监军）之弊端与罪行，遭司礼监掌印太监（宦官之首，与首辅大臣并列）刘谨反击，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正德二年（1507年），又因刘瑾专权，搜刮民财，官逼民反。致使河南及甘、陕、川等地农民不堪重负，聚集十数万之众，攻城破府，捉杀贪官，其势浩大，席卷中原大地，危及朱明王朝。武宗审时度势，派出五路重兵围剿，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后查证原由，皆为刘瑾专权所致。武宗大怒，旋将刘谨打入天牢，并亲率锦衣卫，囚押刘谨同去刘府，抄没家产。锦衣卫从刘谨家中搜出了伪玺、穿宫牌以及衣甲、弓弩、玉带等违禁物品。此外，还有黄金24万余锭、元宝500万余锭，宝石2斗。细心的士兵还从刘谨常用的折扇中，发现两柄锋利无比的匕首。朱厚照勃然大怒，说：“你这狗奴才，果然想造反！”气极之下，照着刘谨连挥数拳，并下令将他处以磔刑（凌迟极刑，俗称剐刑）。
刘谨之事，对武宗振动很大，忧愤之情，久久难以平静。他辗转反思，深感父皇孝宗之内官近臣，十有**，犯有贪赃枉法之罪，而那些素以逆耳谏言之臣，反多廉洁勤政，言行一致，深受百姓爱戴。因此，他认为先帝确有识人之误，用人之失，忠奸不辨。遭致民枯财尽，国运气衰！
家贫念孝子，国难思忠臣，武宗在闭门思过之时，再次翻阅徐珪昔时之奏章，又被其情所动、其理所服。他连连点头，赞叹不绝：“徐珪忠肝义胆，乃大明一大忠臣义士也！”从而，他决定采纳徐珪之谏言：撤销东西两厂、限权宦官，不准干预朝政。同时，平反了丁哲、孙磐等数以千计之冤案。改革了自洪武以来147年之弊政，实现了以徐珪、孙磐为代表的忠义官员的意愿，大快人心！
后世在撰写明史时，破例地将徐珪这一胥吏微臣，与孙磐合并作传，刊入明史列卷189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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