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尤其是北平城里，带着寒意的阵阵狂风，时时卷起沙石，搅得天昏地暗。Www.Pinwenba.Com 吧
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在上海终于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于是，北方的反动军阀张作霖也向李大钊等革命者伸出罪恶的魔爪。
4月6日上午，敌人经过大搜捕，一共逮捕了李大钊为首的几十名**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志，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先后被抓走了。
李大钊入狱后，敌人便对他进行秘密审讯，软硬兼施，妄图从他那里获得所需要的情报。
审判官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问道：“李先生，你知道本政府为什么要逮捕你吗？”
李大钊鄙视地看了看审判官，冷冷一笑，没有回答。审判官十分尴尬，只好自言自语地说：
“你宣传共党邪说，煽动人心，组织共产，策动暴乱，该当何罪？”
听了审判官的这派胡言，李大钊说道：
“我是信仰中山主义的，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学说的，我宣传他们的主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马克思的学说决不象你们所诬蔑的是什么‘邪说。’我多年钻研各种理论，发觉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真理。我宣传孙中山和马克思的主张，犯了什么法？”这样的审讯自然毫无结果，审判官只好让他回去写出供词。
在昏暗的牢房里，李大钊一边写着“狱中自述”，一边回想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
面对着黑暗**的旧中国，多少年来，李大钊一直在寻找拯救祖国的真理，但始终没有找到。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想以日本为师，学习他们的治国方法，但他一再见到的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残暴行径；他在主编的《晨钟报》中，虽然喊出了要“创造青春之中华”的口号，但这“青春之中华”究竟是什么样，怎样去创造，他也是茫然的，长时间里，他感到苦闷、彷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使李大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他埋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往往是通宵达旦地从日文、英文的书刊中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他查阅字典，一字一句地翻译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钻研，他从初步认识到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必亡，社会主义制度必胜。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在这些文章里，李大钊以炽热的感情，豪情奔放的语言，宣传**必胜的真理，指出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和马克思的伟大“业绩。”文章写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根本不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对于这次被捕，他要求承担一切责任，不要牵连那些同时被捕的青年人。这篇“狱中自述”象一把锋利的剑，刺向反动派的心窝，使他们惊慌，也使他们大失所望。
于是敌人对李大钊施以酷刑，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掰开他的手掌，用十根削尖的硬竹签，一根一根地钉进了他的十个指甲缝，使他的指甲盖和肉分离了，指骨碎裂了，殷红的鲜血顺着竹签流下来。剧烈的神经疼痛折磨着李大钊，他的额角上渗出豆粒般的汗珠，他始终忍受着摧残与折磨，没有向敌人吐露一点党的机密。
张作霖见硬的一手不行，又采用软的一套，叫他的参谋长设宴招待李大钊，进行利诱劝降，遭到了李大钊的痛斥和严辞拒绝。
北方铁路工人听说李大钊受了毒刑，都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力量，化装潜入北平，打进牢房进行营救。
听到这个消息，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同时坚决劝阻了工人们的行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但己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让同志们来冒险事，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聚集我们的力量，为着革命事业，不要做此冒险而无益的牺牲，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4月28日中午，敌人终于对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同志下了毒手，把他们押送到看守所后院的绞刑架前秘密处死。
李大钊首先缓步地登上绞刑台，他面不改色，大义凛然地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
“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们，就绞死了伟大的**。我们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培养了许许多多革命同志，如同把红花的种子播撒在中国大地，这种子需要鲜血浇灌，这种子会开出艳丽的花朵。我深信，**必将获得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最后，他高呼：“中国**万岁！”
愚蠢的敌人第一次把李大钊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李大钊苏醒过来后，愤恨地说：“你们绞死的仅仅是我的肉壳，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敌人又把他第二次绞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来，还是劝他“悔过。”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彻底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李大钊同志为**、为革命献出了他那只有三十九岁的宝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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