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尾声。Www.Pinwenba.Com 吧随便记下几个人物在生命后期的若干事实，或有继续轰轰烈烈的，而更多归于平淡、似熔炉铁水之化作青光，谁说夕阳不辉煌？

写生命的尾声，其实是做夕阳的解析。

亲爱的读者，你一定见过夕阳，在平原或在山区，大自然尽情地袒露自己的地方，山和水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暗夜，小鸟们在归巢之前唱着最后的歌。

早霞是绚丽。

落日是辉煌。

绚丽似乎是为了迷人，而辉煌却是要动人，绚丽之后会有迷失，辉煌之后往住是凄凉、冷清，如幽幽月光，还有星星的眼泪。

夏日的热烈使最后的余晖也热烈，而冬日则要平淡许多，当起于青萍之末的秋风吹动第一个涟漪时，岁月便在酝酿着结冰或者落雪，至少那是造物主的一种提醒；旷野里将会有农人遗失的稻草，那是一年一度的尾声。

不必用斑斓去形容夕阳，它拥有晨光的全部色彩，却也拥有朝晖中决不会出现的平静与成熟。

成熟了。

落下了。

不妨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毕路褴褛的过程，最后的终点也都是走向永恒的宁静。然而在临近宁静的那一节旅程，却往往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是善恶不报的印证，也是生命在最后显示其色彩时的折射，缤纷与黯淡都带着末路的凄凉。

尾声之一：章太炎

袁世凯辞世，北京城内至少有两个人同时获得了自由，一是袁克文，一是章太炎。

袁世凯死后10天，即1916年6月16日，“院令撤警”，章太炎望一眼自己手书的“速死”二字，长叹一声，走出钱粮胡同的监所。

7月1日，章太炎抵上海。到此时为止，太炎先生还没有“渐人颓唐”之意，仍然在寻找自己的同道，在上海他觉得“南方无可与谋者”，便到南洋群岛游学、察访。

1917年9月1日，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再度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共事，往来于香港、广州之间，力图争取龙济光等军阀参加护法军，不久又与孙中山发生歧见。

之后，章太炎曾去四川访邹容祠，又以《太炎教育谈》、《太炎学说》为题在天府之国奔波、讲学，经湖北、湖南抵上海。1922年，黎元洪就总统职，授章太炎勋一位，章太炎以“联省自治”说见进，并进而提出：发扬国故，以救人心。对孙中山先生成立于1923年的广东大元帅大本营提出批评，认为“广东元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章太炎迁居苏州，在锦帆路8号住宅门前挂着两块牌子：章氏国学馆、制言半月刊社。每每与苏州之士金鹤望、陈石遗一品茗清谈，倒也自得清静。

可是，据此便断定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不足为训，却显得太武断了。

其实，终章太炎一生，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国学大师，从来未曾脱离过政治，寻找依托、靠山，为了舒展个人的抱负，而这抱负中的一部分是为救国救民当属无疑。他在不断寻求不断失望中也不断地《说文解字》，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敢于参预的悲哀、伤痛，从而也形成了章太炎自身多变、怪癖、压抑的个性。

1933年，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学生经过苏州车站，章太炎闻讯特派人携面包果品到车站致以慰问。他还想在有生之年为武昌起义及共患难的革命志士一一作传，写成了《焦达峰传》、《秦力山传》。

日本侵略军侵略上海，章太炎一怒之下，以63岁之躯“北上见张学良”，劝其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细察目前的社会经挤和历史”，以拯救国家的危亡。

直到晚年，章太炎仍有出乎常人意料的惊人之举，1934年，他为段祺瑞七十岁写《合肥段公七十寿序》，为时人及后人所不谅。细读之后，不难发现，章太炎此文共884字，全篇忧思重重，所为者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失地累累，寄望于段祺瑞者，“非遽以尽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长城以内，敌人不得恣意蹂践，察哈尔、绥远，兵足自固，犹始终为中国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观。任其谁者，非公当属谁耶？”

章太炎在文末这样写道：

天果不亡中国，虽有猜忍之士百计蛰之，终不能抑之不起。炳麟为中国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辞，古之制也，遂以书为序。

章太炎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为中国祝，不得不以是祝段祺瑞。是时，中国东三省正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战火蔓延，一时势不可挡，民生涂炭，山河危卵，也许章太炎所祝非人，这便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了，所靠非人，所托非人，所祝也非人，惶惶然不知所措其毕生！一言以蔽之，章太炎此举，实在是为了抵抗外侮，收复失地。

在这之前，即1933年12月，章太炎先生又有《察哈尔抗日实录序》发表于《制言》第32期，这是一篇记述冯玉祥将军“起于闲废，纠合义旅”，奋起于察哈尔抵抗日军，直感叹“世无正议，冯君之功，将以俟后之良史”。

在这期间，章太炎一方面极力推崇读经、复古，而另一方面则始终不忘民族大义。章太炎的不趋时的性格，实在是因为他对世间人事的看法总有与人不同之处。

章太炎曾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后被袁世凯拘押，在1919年写的《洪宪纪事诗序》中，论袁世凯葬送清室继而称帝败亡时却力求公允，道：

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志得意满，矜而自帝，卒以覆灭者，何哉？能合其众而不能自将也。夫力不足者，必营于{礻（左）几（右）}祥小数，袁氏晚节，匿深宫、设两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敬为奸，神怪之说始兴……

袁氏既覆，其佞巨猛将尚在，卒乱天下。今日无有言袁氏之功者矣，然其败亡之故，与其迫切而为是者，犹未明于远近。国史虚置，为权贵所扼，其详不可得而书也。

袁世凯死后，敢说袁世凯曾经“于华夏为有大功”的，章太炎是第一人，而章太炎为袁世凯所害，对袁世凯的憎恶实在不亚于任何一人，更难能可贵的是章太炎希望深究“其败亡之故，与其迫切而为是者，”章太炎悲哀之深重实在是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之顽固。

1926年，章太炎又有《民国五豪赞》，在先生笔下五豪依次为：孙文、袁世凯、黎元洪、黄兴、蔡锷。

实录如下：

香少先觉，激扬民主。

狎宗交师，不闲戎旅。

私智自矜，赖兹匡辅。

迫窜良将，夷其肢股。

屡蹶复兴，承天之祜。

孙文。

项城枭鸷，剿胡由蘖。

良金善贾，锐师基列。

亢龙之进，淫名是揭。

网漏坤维，位替身蹶。

败不出奔，于今为杰。

袁世凯。

黄彼长者，爱国若性。

承彼乐推，徂以求定。

人皆贪邪，我独廉正。

不援朋党，胪言兼听。

仁而不武，陵夷为病。

黎元洪。

善化温温，纩被军人。

奋迹南夷，秉旄汉津。

略不致远，进先群伦。

义不务高，退全其身。

人菀已枯，遭时飞屯。

黄兴。

邵阳险健，观时进止。

事上能顺，总师有纪。

清朝虎变，日雪国耻。

莫府上陵，息肩海诶。

谲哉二桃，而倾三士。

蔡锷。

1935年12月21日，“12·9”运动之后，章太炎致电北平宋哲元将军，云：

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者，但问今日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

此时，离开章太炎先生永别人世已经只有半年了。他患有气喘病，日渐精力不支，但仍然支撑着为人写字，以润例谋生，同时给学生讲授《说文部首》，直到他去世前10天，即1936年6月4日，《说文部首》还在他的手上，授完最后一课后卧床不起，6月14日撒手人间，太炎先生临终前，告诉夫人汤国梨，希望死后能葬在杭州张苍水墓旁。不料日本侵略军席卷东南，国土沦陷，八方哀号，一时未能竞先生之遗愿。全国解放后，1955年夏天，汤夫人为太炎先生卜葬西子湖，将灵柩从苏州墓地起出，先行公祭，再由金兆梓、汪旭初、范烟桥、谢孝思、周瘦鹃等恭送灵柩赴杭州安葬，周瘦鹃并撰一联挽之：

吴其诏手！昔诵遗言惭后死；

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

如此，西子湖畔，一代名将张苍水，一代宗师章太炎，生前隔代，死后相逢，同听烟雨清声共赏平湖秋月，桂子飘香时，灵魂也芬芳。

笔者曾去寻访过他们的墓地，忽而想起：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究竞是渐入颓唐？还是渐入佳境？

真是：“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

尾声之二：杨度

1916年5月1日，袁世凯辞世前35天，帝制垮台已成定局。

《京津太晤士报》记者敲响了北京丰盛胡同杨度寓所的大门。

杨度泰然对答，记者谓他“态度安闲，词意坚决。”

这是笔者在故纸堆里找到的杨度关于帝制运动的最后一次谈话。

杨度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

1916年6月以后的日子，对杨度来说，实在是不好过的，袁世凯既败亡，杨度以获罪之身居通缉之首，为帝制元凶之第一人。不过那时光的通缉似乎是场面上交代的因素居多，并非是军警拎着手枪、铐子一路摸去，故杨度并未远走，匿居天津租界便也相安无事了。

不过，还有使杨度伤心的是，1916年10月至11月，他的同乡、友人中又痛失三杰：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故于湖南湘潭。

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福开森路寓所。

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一个历经世事迭变，心上伤痕累累的人，当他发觉自己除了友谊别的已经一无所有之后，那末恩师、友人的相继辞世所带来的哀痛真是不可形容的了。

杨度而壁沉思，以致茶饭不进，只觉得过往均是烟云，一切都是空的，当初少年得志为王闿运倚重，20岁中举人，书生意气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爱国救世，也可以概括为一条路：出洋深造。1902年、1903年杨度两次东渡扶桑，是他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又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清朝王大臣开风气之先的出国考察宪政的报告蓝本是杨度执笔的，继而创立《中国新报》，后为袁世凯倚重而奔走帝制……往后、人生愈往后愈是不堪回首。

书生报国、匡时济世，再加上文以载道，可惜多少书生总免不了命运坎坷、一生多难！灭身之祸、牢狱之灾总是先光顾他们，被迫捕通缉而流亡海外已经是家常便饭，你不是要报国吗？让你出国？你不是要济世吗？让你先到外面的世界晃荡去！悲也夫！哀哉！杨度的不同处是在于他从一个早期“骚动的进步主义者”很快成为“君主立宪”者，因而康梁之祸他未被涉及，仍然做着四品后补京堂，到头来却还是逃不过，主张革命的逃不过，主张君主立宪的也逃不过，早晚而已！只得于通缉在身之后，避居天津、青岛，一心向佛，杨皙子成了虎禅师。

杨度对王闿运，始终恭敬，执弟子之礼。杨度一生倘若没有王闿运的推崇，很可能也就是做个西席混饭餬口了，不过倒也不会被通缉。而今恩师辞世，更有一层深深的悲哀便是恩师生前曾有委婉的劝告，于今想来这是王老先生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博古通今后对世事的洞明：人能激流勇进不易，人敢激流勇退更难。

杨度挽王闿运曰：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傀师承。

黄兴也是老友了。

几经聚散，不能忘怀。武昌起义后，黄兴俨然义军统帅与清兵对峙于黄鹤楼下，以后的南北议和袁世凯也得力于杨度的从中调和，他与黄兴的旧交之情使袁世凯首先从黄兴和汪精卫处得到了某种承诺，而此种承诺往往是在谈判桌上既不便公开提出也更难到手的。这个承诺最终导致了孙中山让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便有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转折。

“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通缉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再一次流亡到了日本，杨度与黄兴彻底分道扬镳，那时候人心已经不古却还没有到最最不古的程度，政治上的歧见仍然并未使曾经患难的老友彻底反目，再适逢杨度春风得意之下忽然灰头土脸终于也被人通缉一回，政治那玩意儿原来就是那么回事！

杨度对黄兴的最后的情感，便倾注在他的挽联中：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紧接着是蔡锷病逝于日本。

抗翻帝制而毅然起兵的第一人便是蔡锷，时人称为“护**神”，乃至袁世凯败亡提出惩办帝制元凶的也是梁启超、蔡锷，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它可以使人们聚合、结盟，也可以使之成为冤家、对头。一旦把它撇开，人看人、人跟人、人比人原来都差不多，聚之为利散之也为利，利既不存或者不作为相关之人的追逐目标，聚散也平常，人情更可贵！

杨度挽蔡锷联写道：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三人辞世，三联写罢，杨度意犹未尽。原来旷古奇才如王闿运死了也就罢了，原来护国将军如蔡松坡也是一抔黄土封口万事皆休！生是什么？死是什么？倘说生如灯之燃亮，死如灯之熄灭，生命的诞生却有便于燃亮之人、之物，生命从一开始便是被动的，到后来灯之灭不仅因为灯油耗尽，一阵风吹来不也可以使生之光归于黑暗吗？

冥冥之中，有主宰生命者吗？

杨度提笔又撰一联再悼黄兴，也兼及其恩师及蔡锷，这一联具体撰写时间不详，当于蔡锷病逝之后，想来那是1916年寒风肃杀的岁末了：

居桓抵掌论英雄，功成不喜，事败勿忧，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抗怀千古，各有生平。

1917年3月，杨度通电反对张勋复辟。

同年，得《偶然作》诗二题，心境已见闲散了：

云在虚空月在天，

醒时歌舞醉时眠。

已无悟得休无性，

更不安排只了缘。

宾客来谈芳树下，

儿童嬉舞晚风前。

昨宵梦涉湘江水，

觉后身心总彻然。

居心听莺近看花，

无心无事作生涯。

读书时尽两三卷，

访友间过一二家。

为喜庭荫教种树，

聊供客饮学烹茶，

昼眼晏起由来惯，

坐卧沉吟日又斜。

这一年京剧谭派宗人谭鑫培去世，杨度的挽联毕竟吐露着他的才华和性情，那也真是按捺不住的：

国事不如人，寄语袞袞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似似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在这之后，杨度尚有三副名联传世。一是四十四岁自寿联。

1919年1月9日，农时12月初八，是杨度的生日，12月18日为盘古的生日，杨度自寿道：

开天辟地，先盘古十日而生；

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1925年3月，有挽孙中山联：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1929年2月，又有《吊梁启超联》：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杨度对梁启超别有一番情绪。

梁启超的为人、才具，杨度清清楚楚，冒死保荐梁启超时，梁尚在海外逃亡，杨度反被人参了一本差点儿就参进了刑部大牢。这一节曾经是美谈，传诵一时。后来都为袁世凯的下属，倒也相安无事。到了杨度组织筹安会，梁启超风卷落叶般狠批一通，杨度着实招架不住。待到蔡锷举兵云南，梁启超离京南下公开讨袁，两个人因为道不同而终成水火。杨度成了“帝制元凶”，而梁启超也被杨度指责为“一变再变。”

政治这个东西着实肮脏而可怕，但文化所具有的力量却更加韦长、久远。杨度遭通缉之后，梁启超还得意了一段时间，却并未对杨度落井下石，1918年之后梁启超完全脱离政界专心著述论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时，每有妙文登出，杨度便捧读再三，“任公才具，文开白话先河海内不作第二人想！”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叶，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那时的中国则是“过渡之中国”；而活跃于当时政坛、文坛上的人物便是“过渡人物”，或谓“过渡英雄”。

一日，虎禅师杨度论佛**，忽然兴致高昂，由禅学而讲到围棋，谓“棋高一着，低一格者永远不能相敌”，禅学亦是，“高者胸中境界，低者无从得知。这高低之间，或一着或一层一着至轻一层至薄却差之千里。学问中一奇也！再如时代中人，但说时代，惟梁任公谓过渡时代，过渡一语便颇得禅理，一山横亘，无路可援；一河在前，无舟可楫；岁月如流，过而渡之；过路也，渡人也，风也，雨也，水也，云也，空也！”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杨度对“君主立宪”彻底失望，声音“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这是万般无奈之下的遁入空门，自号虎禅师，有佛学论著《虎禅师论佛杂文》及续编。

杨度学佛、论佛，近于禅宗的南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进而演化成他的“无我主义”，即“本心无我，一切皆空。”而社会之不自由、不平等，盖出于“无非我见”，“我见”即私见、私利、自私。

杨度的天赋、才学即便是在一心向佛时也会把他导入困境，因而他总是别出心裁而决不习惯啃那几本旧的经卷。

他说：“自人类言之，一切唯心；而自宇宙言之，一切唯物。”

他说：“人生哲学应为唯心，宇宙哲学应为唯物。”

他还说：人类历史上“所行社会制度，全为争食社会。”

他进一步从佛学看当时的社会，“尚在兽道主义时代，而来人人道主义之时代。自古以往，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

杨度的向佛，其实初期是因为失意而逃避，后来者渐渐地转化成阶级论，他的“平等共食”比较地接近于民众了，当然杨度先生没有经历过后来的人民公社吃食堂的年月，共食是共食了，结果却是一起挨饿共不得食，这是书外之话了，打住。

虎禅师杨度有时也会众说法，如《菩提三倡序》，妙语联珠：

一日，虎禅师会众说法，一切法友皆来会坐。尔时，有一居士，起而问日：昔者印度名僧菩提达摩，来至中国传佛心印，特开禅宗，为其初祖。衣钵相传，至于五祖弘忍，大师行化黄梅，将传心法，令诸弟子各呈一倡。上座神秀祥师乃作倡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五祖观之曰：‘未能见性。’时有卢居士慧能者，身在寺中任春米役，闻之亦呈一倡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事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王祖评曰：‘亦未见性’……此为难名，愿为开示。

虎禅师曰：善哉此问，能明佛法第一义谛。六祖（即慧能，笔者注）菩提一倡，但破神秀本非了义，非究竟义。虽云以空破有，未能即空即有；虽云去妄显真，未能即妄即真……非空非有，非妄非真，空有全消，妄真双灭，众生无诟，佛亦无净，众生无减，佛亦无增，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持，自然是道……由是而进，则如遍地皆机，忽然而遇，一念日光，大梦立觉，一切心魔，渺无踪影；一切世界，粉碎无余。多生情识，一旦消亡；生死命根，一刀两截……一心超然，无前无后，无内无外，无有时间，无有空间。本无现在，何况过去未来；本无当前，何况东西南北。三世上于当时，十方止于当地，三世十方，备于一念。实相无相，实性无性，举体全真，如如不动，出世入世，无界可分。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

语毕，虎禅师示菩提偈道：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尘埃即无物，

无物即尘埃。

杨度向佛的那些日子，他的另一好友同为袁世凯帝制运动奔走的夏寿田后来又曾在段祺瑞执政所下做秘书长，对杨度有所照拂，并常常研讨佛法。夏寿田于佛法也有研究，自号畸道人。

1925年6月20日夜，北京初夏，天上星空，人间灯火，夜风倒还凉爽。

杨度与夏寿田品茗夜坐。

夏寿田忽然想起了轮回，觉得毛骨悚然便问道于虎禅师：“轮回一次怎生如此可怕？”

杨度作入定之状，道：“离心说佛，无有是处，生死灵魂，管他做甚，放下此心，轮回立尽！”

夏寿田顿悟，不觉以句加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不二法门，如是如是！”

杨度抚掌大笑：“畸道人此刻见性此刻成佛也！”

夏寿田：“请禅师明示。”

杨度：“既见本心，实无一物，一念能空，万缘皆绝，即此是佛，此即是佛，你也是佛，我也是佛。”

言毕，杨度又口占轮回两偈赠畸道人：

心心复心心，

一心幻万轮。

轮轮似生灭，

非灭也非生。

后偈

无前亦无后，

无去亦无来。

本无生灭心，

何自有轮回。

京城里虎禅师杨度一时名声鹊起，论法的、问道的、求偈的，络绎不绝。

可是杨度又哪是只向佛而不问人间风雨的人？“五·四”运动前后，杨度即与李大钊、邵飘萍等人有了交往，后来又为林白水、李大钊而奔走。为筹集营救李大钊的经费，杨度把自己在北京的寓所“悦庐”变卖，得4500银元，从此真的两袖清风。不妨说杨度向佛的那几年是他静心思考的日子，社会的动荡、红尘的纷繁，仍然对杨度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26年冬天，他离开张宗昌幕府时写的一首七律，又使人看见了杨度的勃勃雄心：

茶铛药臼伴孤身，

世变沧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土，

江湖客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

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

书生襟抱本无垠。

1929年秋。既是冒险家乐园又是赤色熔炉的上海。杨度由伍豪、即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并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后，和杨度单线联系的是夏衍。最初，夏衍知道的也就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住在杜月笙那里，相熟之后，某日他对夏衍说：“我就是杨皙子。”

夏衍大吃一惊。

杨度并不回避一生中曾做过的事，他对夏衍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和孙中山合作。二是我一贯排满，却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力主中国要有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关于加入中国**，外边渐渐传开后，也有人指责他投机的，杨度说：“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是入党了，却仍喜欢谈佛，说到周恩来时，也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从不称“同志”的，或者说他对“同志”一词，始终显得陌生。

**那时很穷，大概不会给杨度什么活动经费之类，他靠卖字画为生，杜月笙也有关照，但杨度却不是青帮中人，不过是“清客”而已。

杨度晚年生活俭朴，埋头写作《中国通史》。

1930年2月12日，鲁迅、郁达夫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于上海，杨度签名参加。

1931年6月间曾赴上海浦东高桥，筹备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礼，回到寓所后即卧床不起。

1931年7、8月间，为其学生董健吾新婚抱病撰写了他一生中为他人写的最后一对联语：

但哦松树当公事，

顾与梅花结后缘。

1931年9月17日上午11时，杨度辞世于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13号寓所。

临终前，杨度撰自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有分教：

若于生灭外，

别求真如理，

去妄而求真，

舍波而寻水。

杨度成就正果了吗？

尾声之三：袁克文

袁世凯大殓后在中南海停灵21天，所有的丧葬仪式均如中国历代帝王一般，6月28日起灵由一众子女扶棺回漳德洹上村，这也意味着袁氏家属最后的显赫是以袁世凯的丧葬结束的，从此新华门内将别有新主，这一处风水宝地成了多少人的伤心地？

6月27日傍晚。

袁克文回到流水音，脱下麻衣麻帽，先去看望了生母三姨太。吞金自杀不遂的三姨太依然长发披肩，却是愁容满面，脸色白得像张纸。袁克文知道，她所怀恋的不是袁世凯而是故国朝鲜的亲人、山水。劝慰之下，三姨太惨然地说：

“招儿，以后娘只有跟着你了。”

袁克文顿时动容：

“尽人子之孝，理所当然，还有妹妹，我们自有天伦之乐。”

三姨太自从来到中国下嫁袁世凯后最恨的便是大姨太太，依仗着袁世凯的恩宠，对其余各房的姨太太施行严厉管教，稍不顺眼便大打出手，三姨太曾让她揪住一把长发拖倒在地拳脚柜加，这件事，她只跟袁克文透露过。

袁克文：

“安葬父亲之后，孩儿自有安排，娘，我们自己过。”

三姨太点点头：

“你要出门？”

袁克文：

“只有这个晚上了，我想一个人出去走一走，中南海里实在闷得慌。”

三姨太：

“明天还要上路，不要逗留太晚。”

袁克文出得中南海，拐到西单的人丛中，顿时觉得身心自由，他喜欢和陌生人一起漫无目的地走路，在最后的夕照里，让天色渐渐地黑下来，然后走进一家旅店开个房间，最好有一个红粉知己陪着，品茗饮酒，何其乐也！

他曾和易哭庵研讨过：

“人本过客。所谓过客者，走路、住店、交友而已！”

袁克文喜欢住饭店，不是为了阔气，而是更合他那种过客的心态，“家是个累赘，娘却必须得孝顺。”

不过，今儿晚上他却不能住店，也不能走太多的路，八大胡同更是去不得，袁克文只想重访一番陶然亭。

其时，陶然亭在北京，还算不得名园。它位于西南角、右安门内东北处。始建于清康熙34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于古寺慈悲庵内建敞厅三间，取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笑一陶然”而名为陶然亭，也有称为江亭的，江藻所建，此其一；园中多杂草、芦苇、水潭，使人想起大江东去，此其二。哪知道杂草、芦苇的荒凉，却也引来了一批文人，每每于春秋之际在园内畅饮、题诗；倘若天气清明，登园中之高还可以远眺西山，云、树历历在目，倒也宁静养心。

1913年冬，袁克文曾与易哭庵、闵保之、步林屋、黄秋岳、梁众异等七人结吟社于流水音，汪鸥客有名画《寒庐茗话图》传世，世称“寒庐七子”，这七子便去过陶然亭儿回，秋风荻花，此景难忘，有几首诗袁克文至今还记得。

易哭庵《咏秋风之陶然》只两句：

秋风万里新入关，

长安一隅旧陶然。

黄秋岳的《秋岳陶然》：

秋岳有名本陶然，

荻花无意度关山，

但以冰封雪为邻，

却看寒庐生紫烟。

袁克文漫步在陶然亭的青草间。

重重暮色在他的脚下铺展开去，家父去世，举国声讨，好友星散，前程渺茫。

他忽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没有人。男人和女人都没有。

只有草、树、风和水。

还有蚊子。

一人独处、一人走路，是那样的艰难！

他忍受不了那种孤独。

袁克文急匆匆地从原路步出陶然亭，渐近右安门时又有了灯火及行人，他踏上了一辆人力车……

由此开始，他还要走15年的路。

袁克文的家安在天津有两宅，一在地纬路，一在两宜里。他另在租界的国民饭店开有包房，有时候还住在戏班子里，最低等的妓院“老妈堂”里他也宿夜。偶尔回家看一看，夫人刘梅真便又哭又闹，说：“没有你这么荒唐的”，袁克文只是看看孩子，放下几包时鲜果品，扔下几两银子，便哈哈大笑又出门去了。

上海是袁克文的另一处居住地。

本世纪20年代初，正是上海热闹的时候，新文学、旧文学杂陈，各有地盘和市场。袁克文常常交往的是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毕倚虹、刘山农、张光宇、胡寄尘等，也都是上海文坛称雄一时的巨子，无非是诗文酬柞，饮酒品茗。为了应付十里洋场，也是克文好凑热闹的脾性，在上海加入了“青帮”，按帮中“大、通、悟、学”排辈份，袁克文是大字辈的，那就是老头子了，可以开香堂、收徒弟。

袁克文热衷的还是醇酒、妇人，也写作，收集古泉，穷得付不出房租时便给人写字，换了钱便去找红粉知己，或者换鸦片来抽。当时上海的时价一石大米为10元，他抽鸦片烟的钱却是20元，他抽鸦片烟时只想到明天还有没有钱抽。那几年常常出现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叫唐志君的浙江平湖人，江南淑女，婷婷玉立的身材，樱桃小嘴，且粗通文字。袁克文对别的朋友介绍时说：“尤物也。”

袁克文有时也画画，不知师承何人，大概是借着书法的功底，竟也落笔成趣。他好画梅花扇面虬屈一枝红梅几蕊，画完后问志君：“这该送给谁？”

志君：“当然是梅兰芳先生。”

袁克文：“那好，我题款。”

志君两只手拎着画的两角，小心翼翼地站在榻前。

袁克文吐一口鸦片烟，喷云吐雾中取过羊毫小楷，却既不站起也不坐起，仰躺在鸦片榻上左手接过志君手中的画，右手提笔悬腕，凌空疾书，只见笔笔有力飕飕有声宣纸微有颤动，两行小字脱颖而出：

一虬三屈终是香

梅开二度傲雪霜

梅兰芳先生教我

志君：“二爷，写得太好了！”

袁克文微微一笑，侧过脸看着志君，似有所待，志君款款上前，俯身一吻，袁克文一把抱住志君，烟榻上顿时烟枪倒地烟灯骤灭……

烟榻枕边，是一大堆古董、书籍，还有两只袁克文喜爱的懒猫，肥肥胖胖的瞪着绿油油的大眼睛，一为“大桃”，二为“小桃”，奔驰在被褥之上。

克文浪游南北，一年春天宿西湖广化寺凌云阁，只有志君同行。本想忘情山水饱览一番西湖景色的，时值早春，湖上烟气淡淡湖中荷花刚刚长出巴掌大的叶片，偶有鱼儿跃起，竞也搅起了一片涟漪。

最难忘的是平湖秋月之夜，平台上择一小桌，与志君对坐，雨前龙井昨日才上市，两杯新茶满眼碧绿，寒云叹道：“春色尽在杯中了。”

又与志君低语：

“你道茶是何物？”

志君：

“赏心悦目之物。”

袁克文：

“然，又不尽然。《红楼梦》中谓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我道男人是水女人是茶。”

志君笑而不语。

袁克文：

“你说呢？”

志君：

“水有清浊之分，茶也各色各样。”

袁克文：

“水乃清水，茶乃新茶。”

袁克文眠一口茶。

月色幽幽，平台的灯光下可见杯中的茶叶渐渐地舒展，原来是一小片细嫩的曾经自己把自己包裹的芽尖，舒展到极度的轻松、悠然，在水中尽情尽意地沉浮……

第二天，广化寺内便传开了袁克文正住在凌云阁内，清晨，袁克文一开门，便见十几个僧众正聚集在院子里，为首的是谷云，纷纷双手合十道：“久仰公子大名，敝寺有幸，小僧有幸！”

袁克文当即抱拳还礼，心里却有点慌乱，想让谷云等僧众进屋饮茶，志君却还在内室躺着，昨夜**几度，早晨撒娇说：“我真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再说，寺庙清净之地，原本不该带着风月场中的人来同宿的，一见志君婀娜娉婷、眉梢上还带着昨夜的浪意倦容，叫那些还没有“入定”的小和尚们怎生联想？

谷云却是极机敏的人，说道：“小僧只是请公子为敝寺留得一副楹帖墨宝，不情之请还望厚谅。”

袁克文宽怀：“好说，一个时辰后来取如何？”

谷云谢过告别。

袁克文回到内室，志君刚从床上坐起，又是一番温存，袁克文难得有戛然而止的时候：“不可，赶紧给和尚们写对子。”

袁克文写对联也有一绝：不用桌子，把宣纸悬空，由侍者拎着，他看过一眼便挥毫淋漓。志君侍候笔墨，裁好上等宣纸，把联纸拎在手中，双手举过头顶，袁克文略一思量，顿时写成楹联三副：

四望林峦归几席，

千重云水荡胸脾。

登凌云阁，涉凌云想；

饮六一泉，咏六一词。

右通岳墓，左接苏坟，

忠骨香魂都咫尺；

后倚孤山，前临西子，

潭光塔影共徘徊。

袁克文回到上海寒庐，又恰遇毕倚虹日前从杭州赶赴上海，两人在西子湖畔失之交臂，上海聚会时便格外亲密无间。

毕倚虹是其时上海滩头《星期》周刊的小说健将，十里洋场的街头巷尾可谓无人不知，对袁克文却一直敬重有加：

“寒云兄，你有一首诗，将来在历史中有位置，就是民国四年反对洪宪帝制作的。”

袁克文：

“不错，是写过那么一首诗，历史怎么看当时却不曾想过，一阵烟、一股风、一个梦而已。”

即便袁世凯辞世已经多年，那个时代的人仍然有着不少的困惑——袁世凯一世精明最后怎会出此下策，弄得身败名裂？

毕倚虹也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你父亲为一首诗而幽禁你，也实在是心狠了点。”

袁克文著书立说，写“百日维新”、“洪宪称帝”的如《辛丙秘苑》等竭力为袁世凯洗刷、解脱，守的是“子为父讳”的旧例，很使上海的一些朋友失望乃至愤怒，比如邵力子一次见到了袁克文竟装作不认识，连招呼也不打。

但，袁克文却不讳避其长兄袁克定：

“我父亲其实心地还是算宽厚的，对我心狠的莫过于克定。父亲把我幽禁在中南海，他也可以放心，怕我在外边惹祸或者有什么别的麻烦。”

毕倚虹：

“那么，一意孤行的帝制自为又所为何来？”

袁克文：

“当然是万世一系，此克定所以全力摆弄我父亲称帝的原因；而他周围的人又都想做开国元勋授高官厚禄。”

毕倚虹：

“项城也毕竟还是想做皇帝。”

袁克文点头：

“中南海那个地方实在帝王之气太重，金碧辉煌极为巧妙地遮掩着衰朽**，如今想来心有余悸。”

毕倚虹：

“看来帝王的日子远没有我辈逍遥！”

袁克文：

“一点不假。”

毕倚虹：

“因此才有‘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克文：

“倚虹兄居然还能记得旧作，实在愧不敢当。”

毕倚虹：

“寒云，我再说一遍，这首诗将来的历史上要有位置。”

袁克文边笑边问：

“只是今夜良宵，你我何以打发？”

两人大笑。

袁克文风流名士却也忙忙碌碌，写文章、抽鸦片、饮酒、{女（左）甲（右）}妓，有钱的时候还是出了名的“票友”，没钱的时候便替人按照“润例”写字，小字大字都写。时人谓之“不仅能坐而言，还能立而行”。民国八年，上海新舞台为赈灾演《红拂记》克文饰李靖。是年冬天，赴南通客串，与小荣祥合演《折柳》，与欧阳予倩合演《审头》、《佳期》，博得满堂掌声。

最为震惊上海演艺界的是他与俞振飞合演《群英会》，克文饰蒋干，俞振飞饰周瑜，台上铢两悉称，克文演来一身的书卷气，台下无不击节！

袁克文还客串过建文帝，有剧照登载于其时上海的《游戏新报》并有范君博的题词：

有脚不踏河北尘，

此身即是建文身。

闲僧满腹兴亡史，

自谱宫商唱与人。

你道范君博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那是因为在台下看克文演戏，和方地山一起看到落泪，袁克文在台上本是客串的票友，可演建文帝时又恰恰触及了自己的身世，便神情沉郁，语气苍凉，使闻者回肠荡气。一曲唱罢，台下的竞然纷纷太息、落泪！

都说袁克文活得潇洒，那是因为他把人生的行李丢弃了很多，在袁世凯如日中天时他不以为荣，对于做“皇二子”更是从心底里讨厌，所好的不过是醇酒妇人、诗画演艺，朋友中大多是清客、名士。袁世凯称帝败亡，他也不以为耻，仍然落落大方地我行我素。袁世凯的故旧如曹银、张作霖都希望他做一份挂名差事，白领一份干薪，袁克文一笑，拒绝了。

他的放荡形骸使他更真实。

真实到**裸。

他仿佛知道自己的一生比苦短还苦短，便拼命地吸鸦片、走马灯一样地爱着一个又一个女人，除此以外，如写作，随写随丢，常常有头无尾，害得发他连载的报刊主编急得眼冒金星；如写字，只在付不出房租、朋友缺钱的时候写，如演戏，兴来去客串兴尽便下台……

他一生花去最多精力做得最认真的是不断地爱女人，自己也说不清爱了多少个，他是真爱，哪怕偶然相识春风一度也爱得很认真，他在穷困时一直有女人爱着，也从没有女人在他生前身后指责过他。他把心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地给他爱的爱他的女人，能说那一片血淋淋的心不是心的全部？

袁克文爱的每一个女人必有诗文或联语相送，那些女人也从不把这些真迹抵押拍卖，而当作信物珍重着，谁道青楼女子不识爱？

光是那些女子的名字——算是朋友们知道的——便已经琳琅满目了：无尘、温雪、栖琼、眉云、初霞、金铃、雨香、醉红七娘、小挑红、雪里青、苏台春、琴韵楼、高齐云、小莺莺、花小兰、圣婉、唐志君等等。

摘录当时流传的几副联语：

赠**楼九娘

春去春来，门外风花都不管；

宵长宵短，楼头欢好自无涯。

赠醉红七娘

万古闲愁，凭消月子三分，春风十里；

一宵沉醉，安得珍珠百颗，玳瑁双栖。

赠初霞

初时相见，便已留情，况移酒近眉，

登楼把手；

霞绮成裳，犹嫌污色，愿裁云作履，

踏月为盘。

赠金铃

柳绽金时，春色湖边应早绿；

雨淋铃曲，歌声天上许重闻。

赠雨香

小雨隔帘，重云出岫；

微香催梦，浊酒催吟。

赠小莺莺

漫与谈心，街花偶向南台见；

初知学语，选树还来上苑花。

另有一青楼女子名莺莺，又名小桃红，刚巧与袁克文先前的两个旧欢同名，克文不禁感慨万端，有联道：

提起小名儿，怅昔梦已非，新欢又坠；

漫言桃叶渡，念春风依旧，人面谁家？

又云：

薄倖真成小玉悲，折柳分钗；空寻断梦；

旧心漫与桃花说，愁红泣绿，不似当年。

志君的离去似乎没有多少道理，克文却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在袁克文所有的红粉知己中，志君是随侍时间最长的，大约有三年吧。为其操持一切，从穿着到饮食，乃至侍候抽鸦片。也跟着袁克文不停地搬家，先住上海远东饭店，后搬至霞飞路宝康里对面270号，再迁至爱多亚路九如里口1432号，还有一段时间则住在白克路宝隆医院隔壁弄堂里。

每搬一处，袁克文便在门口挂上手书的“洹上袁宅”的牌子。

一到晚上，袁宅门口便开始热闹起来，克文已过足烟瘾，志君忙里忙外招待客人，文友、弟子满堂，还有一位是《晶报》主笔余大雄，为索稿不怕奔走，常常一日数次空手而归，后成为袁克文的至交，克文戏称之为“脚编辑”，那是因为本来坐而编稿者却成了放脚奔波人之故。

群贤毕至的一夜，大家忽然觉得本来轻松的气氛有些异样，缺了什么似的，志君不在了，走了。也不必问什么缘故，克文自己就说过：“或不甘居妾媵，或不甘处淡泊，或过纵而不羁，或过骄而无礼，故皆不能永以为好焉。”

志君离去后，为人批命算八卦以图生计，有好事者劝她以“洪宪皇帝袁项城之媳循阴阳五行为铁板神算”登报作广告，必能生意鼎盛。

志君摇摇头：

“那怎么对得起克文？”

1931年3月，袁克文出现在天津，早春的北方气候还冷，克文还是那副堂堂仪表，戴**帽，帽上缀有一颗明珠，上身着海龙皮裘，戴眼镜，不蓄须，举止洒然地出入于国民饭店，四号房间是他回到天津后的常包房，里面住着新近认识的一个北国佳丽叫小阿五。

中旬，克文觉不适，回两宜里家中小住，继而高烧不退，名医诊治后是猩红热，服药静卧，好不容易退烧了，人却很虚弱。

夫人梅真似有预感，说：

“你好好将养些时日。”

袁克文：

“我好了，想出去走走。”

梅真：

“你太虚弱，经不起折腾了。”

袁克文：

“知道。”

袁克文穿戴整齐后出门直奔六国饭店，只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是夜和小阿五同宿。次日又觉头疼发热回家后高烧重起，并危及肾脏，再延医抢救，两天后不治而终。

临终前，清醒时忽而长叹：

“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难言之痛，鸣乎！”

言毕，泪如雨下。

1931年3月22日午刻去世，享年42岁。

袁克文青帮中的徒子徒孙闻讯后便集结于天津，集资为袁克文办丧事并善后，那时的克文已经真的一贫如洗了，从他的笔筒里只找出20元交通券。

袁克文在天津的丧事集一时哀荣之盛。道场佛事且不说，送葬的徒子徒孙有3000多人，这行列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百余人淡妆素服青衣白鞋的女人一路扶棺痛哭，那是京津沪三地闻讯赶来吊丧的克文旧时相好。

消息传到上海，余大雄在《晶报》上接连发表哀挽文字，志君第一个赶到《晶报》询问其详，语不成声，花容失色。上海友好并于4月26日假座钻岭路普益代办所公祭袁克文。悼文、挽联中有两联传诵一时：

其一

身世难言，词赋江关空寄慨；

华年逝水，烟霞风月彀**。

其二

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

高门魏无忌，钦醇心事入重泉。

是夜更深，在袁克文第一次来上海、最后一次离开上海前下榻的远东饭店门前，有人听见一个女子的凄凉泣唱之声，唱的是袁克文所写曾发表于报章上的为纪念日本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国耻放歌》——

炎炎江海间，

骄阳良可畏，

安得鲁阳戈，

挥日日教坠。

五月九日感当年，

曜灵下逼山为碎，

泪化为血中心摧，

哀黎啼断吁天时，

天胡梦梦不相语。

中宵拔剑为起舞，

誓捣黄龙一醉乎，

会有谈笑吞骄奴，

壮士奋起兮毋踌躇！

声也悠悠，情也悠悠……

1993年5月9日

脱稿于北京——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