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于7月10日从四川飞返南京，主持抗日的全盘工作。

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他住在遥远的庐山，一切都遥控指挥，总不是个办法。一个电令把何应钦调回了南京。

何应钦感到担子很重，在这样一个各类矛盾交错出现，弄不好就会人仰马翻的不同寻常的关键时刻，让他鞍前马后地来应付这种很棘手的局面，绝对不是个好差事。但是，他不能推卸。国家遇难，总裁信任他，他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变成一根柱子，去支撑说不尽什么时候就会倒塌下来的天。

他就是以这种虔诚接受了落在肩头的重担。回到南京政府在自己那已经变得有些冷凉的椅子上坐下后，何应钦首先进行的工作不是去了解掌握情况，而是逢人就急于表白自己的诚心、决心，他说：“只要总裁这棵大树不倒，中国的天就不会塌下来。我们大家都是小草，借了他的光才得以在大树下茁壮成长，所以，我们有责任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协助大树，使它支撑得更牢靠，更持久。”

这是矛盾百出的、逻辑十分混乱的一番话，既相信大树足以有支撑天下的能耐，又要大家协助它使其支撑得持久些。其中的虚伪和矫饰，想想他在前不久的西安事变中那种幸灾乐祸的表现，也许就不足为怪了。

人往往在公开宣称自己不惧怕什么的时候，其实他最害怕什么。“心怯嘴硬”，这四个字总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一点是不须怀疑的：何应钦竭尽全力在完成蒋介石赋予自己的关于主持抗日工作的任务。

11日晚9时，何应钦在自己的官邸召开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以下几件事：

战车防御炮和高射炮部队的编成与使用问题；

弹药、粮袜的准备与储存问题；

在太原设立航空模拟的决定；

部分部队调动事宜；

等等。

作为第一次亮相的全盘主持抗日工作的领导，何应钦自然不可能不讲话，不过，不是“就职演说”，仅仅是再一次虚张声势地表白他对蒋介石的赤诚。他说：

“总裁相信我们，才把这副重担放在我们肩上。我们要齐心协力做好每一件应该做的工作，让他在庐山安心休养。当然喽，他是不可能休养的，据我所知，他在山上每天亲手处理的事情绝不比在南京时少。今天这算是第一次开会，有些更具体，也是更复杂的问题，我们留在下次会议再商讨。本人能耐不大，还望大家多献策，多指教，我在工作中少走些弯路，少出些闪失，抗日工作就会更上一层楼。拜托各位了。”

抗日工作“上楼”？咋个“上”法，什么叫“上楼”，他没说。想来他也难说清楚。

当晚，何应钦把开会情况向庐山作了汇报。蒋介石有什么指示无法得知，但是，次日召开的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次会议是按蒋介石的意见开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此次会议决定的几件事更紧迫因而也就更重要了：

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任务是宣传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主张；

如果宋哲元因环境所迫要求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日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需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

如果29军需要子弹、武器和其它援助时，中央可以源源补充。

……

这样，宋哲元就成为南京政府所关注的焦点人物了。他们寄希望于他，又总是担心他会使他们失望。蒋介石最担优的是宋哲元能否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理解他的思想。

宋哲元呢？既然敢和蒋介石耍腔调，就更不会把姓何的当回事了。他仍然没有将脚板稳稳实实地踏在自己瞅准的一条路上，还在摇摇晃晃地走着钢丝，对日军不亲不和，对蒋介石不推不靠。最使国人揪心、忧虑的是，说不准某时某刻他收起已经打开了的刺刀，将那些垂涎三尺的狼狗放进来。

他会这样吗？

还没人敢下结论，宋哲元就能有意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大逆不道之事。就怕他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引狼入室。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从乐陵回到天津的第二天，宋哲元就交给了张自忠、邓哲熙一个任务：

“从今以后，香月也是这块地盘上的一个头面人物了，你们去看看他。”

他并没讲明是哪块地盘，也没说清怎么个看法。但张、邓二位马上就明白了。军座是要他们去“摸底”，去蹚路。这任务太艰巨也来得太突然，他俩不敢、也不愿意揽在肩。两人谁都不吭声，假装没听懂、没听见。

屋子里气氛很不自然，寂静中透着紧张。

完全可以理解此刻张、邓两人的心情。想想吧，香月比田代皖一郎是刚还是柔？是一只狼还是一只比狼更狠的狼？他们心中一概没数呀！他们不怕吃闭门羹，他不见转身回来就是。最怕的是碰得头青面肿，那样就不仅仅是他俩的难堪了，连宋军座脸上也无光了。

可是，宋哲元显然缺少对张、邓两位设身处地的着想，他又很严肃地重述了一遍他的话：

“你们安排个时间去看看香月。”

张自忠再不能装聋卖傻了，他试探着递上一句话：

“初见香月，军座是否考虑一下，谁去合适，规格不能低。”

宋哲元忙说：“你们先去探探，随后我再去见他。”

宋的一句话又把张自忠的后路给堵死了。

双方明明在游戏或者说在猜谜。该去的不想去，不该去的自然想溜号。最后的结局是：张、邓来到了香月的官邢。

这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小洋楼，一圈槐树的浓荫将窗口遮掩得严严实实。

香月坐在窗前的桌旁，似乎在沉思什么疑难问题。他并没有起身迎接客人，只是冷冷地笑了笑，就算和张、邓打了招呼。

这时他的高级参谋和知鹰二走了进来，很傲慢地说：

“二位有何高见，请尽管说来，司令官委托我全权处理。”

张自忠欠身忙说道：“当前华北的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军长让我们前来与司令官协商缓解的办法。”

张自忠说到这里，特地望了望坐在旁边仍然沉思的香月，他这话是说给香月听的，希望香月听了能有个反应。谁知，香月连眼皮也没抬，根本不搭理这位客人的话。

倒是和知开了腔，说的却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翻开你们的历史看看，北平从来没有驻过兵。”

对于这种无知的狂言，张、邓二位听了直发笑，真想回击一下这个不懂得中国历史的洋鬼子，让他先好好学学历史再来说大话。可是，细细地一想，他们马上就回味出了这句话的味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在拐弯抹角地告诉我们，华北局势紧张是因为中国在北平驻了军队。笑话，中**队撤出北平，日本军队再开进去，天下就太平了？

张自忠本来还想回敬几句什么，但是一见香月已经不耐烦地站起来准备要走的样子，只得把快出唇的话又咽了回去。

“摸底”没有所得，败兴而归。

宋哲元心里原有的那点底数因为这次不得要领的“摸底”而变得更飘渺了。他有几分恼火，说不出口的恼火。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事，干吗要小心地看洋人的眼色？活得太累！

他在屋里气势汹汹地踱着步。好吃力，好像在攀登一座他压根儿就不想上去的山，却被人逼着，由不得他。

电话铃又响了，南京长途。

随员告诉他是何应钦找他讲话。他没好气地说：“让张克侠去接。”

张克侠不太情愿地走了过来。

听筒里传来了何应钦急促的声音：

“克侠参谋长，你请军座接电话，我有急事，很重要的急事！”

坐在旁边的宋哲元直摆手，显然他听见了话筒里传来的声音。

张克侠马上随机应变地说：“他刚出去办点事，我会把你的指示及时传达给他的。”

何应钦说：“我们接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日本已经颁布了全国动员令，他们侵略中国的这一步棋现在成了定局，我们不对付他们就要吃大亏。鉴于这个情况，请宋军长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张克侠：“我一定转达！”

何应钦：“丝毫耽误不得，放下电话就去找他。”

其实，这时宋哲元已经悄不声地站在了电话机旁，见张克侠放下了话机，说：

“我全听见了，你不必再给我重述了！”

“可是，这确实是急事，大事，咱们总得有应急的措施啊！”

“措施？你说该有什么措施！”

张克侠见宋哲元在装糊涂，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怒气，便不由分说地将刚才何应钦在电话上讲的话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陈述了一遍。他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让宋哲元知道南京政府对宋的要求，那就是自己犯了大错。讲完后，他特别加重语气地说了一句：

“准备作战！这是南京的指示，要我们准备作战！”

宋哲元仍然陷在他自己为自己设置的五里雾里，用怀疑的口气反问张克侠：

“难道他们不执行‘秦一松协议’了吗？”

张克侠忙说：“我们和日本签订的协定还少吗？他们遵守过几次？这些人面兽心的刽子手在他们拿着大刀逼着别人和谈、停战的时候，早就用刀尖把‘协定’戳得千疮百孔了！”

宋哲元不语。

张克侠知道宋还在犹豫，就进一步说出了埋在自己心底的一席早就想倾泻却一直没有机会与宋说的话：

“现在真正到了民族存亡的关头，日军逼着我们战斗，民众呼唤我们战斗，我们的良心谴责我们战斗，不战将成为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按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部队来到之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

宋哲元听得很认真，可以看出张克侠的每句话都沉了他的心里。这样的道理，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很少听见人讲过，灌满他脑子的尽是谈判、和解；和解、谈判……

张克侠继续讲了下去：

“不是我们不和、不谈，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打我们了，我们不还手，人家会打得更狠，更惨。还击，我们则有可能取胜，消极等待，就惨败无疑。”

宋哲元心有所动，他说：“好吧，言之有理，我听你的，你给我写个作战计划。”

张克侠便迅速地去拟定作战计划去了。

这时，另外一部分人围上了宋哲元，他们就是亲日分子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等，这些人七嘴八舌地对宋哲元说：

“军长，现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和不和就在你一句话了，蒋总裁‘不挑战，必抗战’的方针，依我们之见，其核心是‘不挑战’。和是大局，和是人心。”

宋哲元听罢直点头，他觉得这些人的话也有道理。

糊涂。他不是装糊涂，而是的的确确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有一个情况宋哲元不知道：这些汉奸的“劝告词”在事先都与日本特务秘密商定过。眼下，日本需要谈判，需要拖时间。因为他们的援军还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