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1937年春夏之交，或者把时间放得稍远一点，到1936年下半年，日寇的侵华政策，尤其对华北的政策确实有所改变，出人意外地变得温和甚至多情起来了。这不奇怪，因为在日本国内也有“稳健派”，即使那些至死不改的“强硬派”也有握着屠刀喘息的时候。总之，这个时期华北地区的局势从外表上看是趋于平静。

杀人是不会美丽的。

日寇正用刺刀尖在蓝天上画着和平鸽。对华北政策的突然改变掩饰着他们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善良的好心人还有一些列不到善良人中的糊涂人，不少都被日寇的笑脸蒙蔽了。以为刽子手成佛了，因而显得晕头转向，仿佛要坐着白云漫游太空一般的乐观起来。

自然，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这位伟人就是站在山巅纵观战争全局的。

1937年5月3日，即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中国**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在题为《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这样告诫大家：

“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这是来自高山上的声音，也是大海浪尖上发出的召唤。中国人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救亡抗战。因为行盗者已经跑在了防盗人的前面，越过大洋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