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终于归宗而离开了这个养育了他近二十年的家。至于明仁作何感想姑且不谈，江英和海英可是着着实实哭了好几回呀！成儒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但他跟江英一样，也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的人。他是有泪不轻弹，不知何处流啊！他们的难受从根本上说倒不是在于明仁离开了这么一个一块生活了近二十年的“集体”，也不是在于新房出了人命，受了惊吓，而是在于明仁不仅当初对住址的选择竟然舍近求远，甚至按照迷信说法，这新房里死了人便是凶宅，他也仍然执意地重回了魏家坨，坚决地住了进去，归宗魏家。这是他们，特别是成儒所没有想到的。没想到明仁的心竟是这么硬，性格竟是这么倔。沉重的打击，强烈的刺激，让成儒和“二英”都茫然若失，憋屈若辱，而伤感万分。那郁闷，那滋味，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啊！
虽然这样，明仁走时，成儒除让他拿走了他房间里的所有东西，还是分了些粮油面粯，钵盆碗筷及一些家具、农具给他，以让他日子过得安顺，不必犯难。成儒这自个儿的家呢，经这么一分，也就“丰年不丰”了，甚至还显得有点凄凉。难怪江英叹道：“熬啊熬，总以为苦日子熬过了头；盼啊盼，总算盼来了这两年好日头；好日头来了，人家过得喜洋洋；好日头来了，我家却从喜洋洋变成了凄凉凉。”
家庭的变故也让杏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到妈妈江英的含辛茹苦，她就想起自己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在那盛夏的一天跟妈妈下地的情景。妈妈挥汗如雨地给山芋挑草打藤，整理田垄，累得喘不过气来，却总是不停地催跟在后面捡草捡藤的他们去休息。到了晌午，妈妈怕他们肚子饿，拿出早就带在身边给他们预备了的玉米棒子、萝卜丝疙瘩，让他们啃棒子，吃疙瘩，自己喝那剩下的发了馊的薄粥，弄得喝坏了肠胃，加致天热又中了暑，要不是爹爹正巧回来到地里寻她发现后，赶紧采取了措施，恐怕十有**就要出意外了。现在哥哥嫂嫂都走了，爹爹忙工作，自己和弟弟又要上学，海英妈妈一直有病，不能干重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差不多就全落在了妈妈江英的肩上了啊！可岁月的风霜已让妈妈的秀发染成了灰白，生活的重负已让妈妈硬朗的腰背开始微驼。妈妈已不再是年轻的江英了，她还拼命地挣工分，去扛起家庭的重担，她扛得动吗？想到这些，杏云就鼻子发酸，眼睛发涩；想到这些，她就打算停学回来，以帮妈妈挣工分，帮妈妈托一把那压在她肩上的生活重担。
是的，明仁夫妇这一走，留下成儒他们五口人吃饭，杏云和杏雨上学，海英有病，只能在家里忙活，还要帮带明仁他们日里送过来的孩子，只有江英一个劳力，挣的工分不多，成儒也只有到年才补助几个钱，可想而知，这日子是可得有多艰难了。话又说回来，成儒家日子比起别人家来虽过得艰难些，但比起一九五八年，比起三年自然灾害时还是好多了，何况成儒家的人都是苦日子过惯了的，所以苦点累点倒也不可怕，怕就怕连这样的日子都过不顺心，过不安心啊！
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的，常常让人在经受意想不到的磨难时又雪上加霜。正当成儒一家人在与家庭变故后的困难做斗争时，一场红色风暴又将他们吹打得晕头转向，伤痕累累，而令他们经历了精神与**双重折磨的劫难考验。这会儿，别说杏云想停学，就是继续上也上不成了。
杏雨这时的年龄正处于做着快乐梦，也应该拥有快乐的时期。谁又能想到风暴骤来不仅摧残了他的童心，甚至以后又葬送了他的青龄，而改变和重写了他的一生呢？
这两三年，杏雨虽说家庭发生了变故，哥嫂的离去也确实给家里带来了不少困难，但他并没有爹妈那样过度的伤感，也没有杏云那样强烈的担忧。他觉得哥嫂不就是与他们分开住，分开吃饭了，这又有什么呢？宝宝不还是天天送来，不还是天天都见得着的一家人吗？犯得着那样伤感，那样担忧吗？就是有点困苦也不可怕，比得上课文《红军爬雪山》《金色的鱼钩》里所写的那么苦吗？要问苦不苦，想想两万五，要问累不累，想想老红军啊！
杏雨这两三年正是他既幼稚调皮又懂事向上的两三年。他唱着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淋浴的是党的阳光雨露，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在他的心里，自有一方属于他的那个快乐的天地。这几年，他年年是“三好”学生，还是班上的班长。上二年级时，因是复式班教学，他竟把三年级课程也学好了而跳了级。五年级时，他带领几个班委抬土填平道路缺口，方便了过路人上街下乡，推车挑担，因而受到了学校的张榜表扬，获得了“学雷峰小模范”的奖状。所以啊，在他看来老银杏已追寻到了春天，杨柳树也早已唤回了春天，春天是属于他的，也应该是属于爹妈和所有人的。在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媚春光里，为什么不尽情享受快乐，却一定要去沉浸在伤感之中呢？
杏雨是这么想的。他这样地想难道不对吗？何况他这样年龄的孩子确实应该有他的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梦想。这个时候，他是不可能像杏云那样去体察爹妈的情怀和领悟他们的忧愁的。
说到底，杏雨还是一个才十一二岁的孩子。他就像一株正快乐成长的树苗。所以，对家庭的事他就是那么理解的；对不期而然的“红色风暴”他又能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认识到它的“席卷”之势，“荡涤”之威及其所造成的灾难呢？别说是这样一个孩子，就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又有谁会有思想准备，会认识到呢？杏雨只知道**是太阳，**是救星，谁反对**和**，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甚至像欢呼“甘霖”一样欢呼这场风暴的到来，并决心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它的战斗“洗礼”。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场突然到来的风暴会一下子扼杀了银杏展枝，杨柳吐翠，万物萌动的无限春机的，而使得他的快乐被泯灭，梦想被击碎。
那会儿，杏雨快小学毕业了。忽然有一天，校园里响起了口号：打倒“三家村”，砸烂“孔家店”。他不知道，这“三家村”是个什么“村”，“孔家店”又是个什么“店”，为什么要“打倒”，要“砸烂”。他只听到这口号不仅老师在呼，广播里在呼，甚至校园外的各个地方都在呼了。他想，不管怎么说，这“三家村”、“孔家店”看来不是什么好“村”、好“店”了，不然怎么会这样地令人憎恨呢？也许像爹所说的是个“黑村”、“黑店”，是用“蒙汗药”麻人，卖人肉包子的那种吧？杏雨这么地想，也就跟着喊起了口号。
数日后，随着一份叫“五.一六通知”文件的出现，“打倒”、“砸烂”的口号喊得更响了，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地上了墙。到这时，杏雨才知道“三家村”原来指的是北京《前线》杂志上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到这会儿，杏雨他们的升学考试便成了一种形式。语文试卷就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成长在红旗下》；杏雨做得得心应手，因为这确是他十二年的人生总结。
不多久，杏雨便接到了初中入学的通知，可与此同时，也接到了“暂回原校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对母校，他本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是从这里被老师引进知识的殿堂的，因为他毕竟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五年，从一个无知的孩子而成长为初懂知识与道理的少年，所以他打心眼感谢母校，感谢母校的老师们。但是，他对再回母校却很不乐意。他不理解，自己考上初中了，就应该去学更多的知识，更大的本领，好为将来报效祖国啊，为什么还要再回到小学去？为什么不可以在初中“上课”、“搞革命”呢？然而，不理解归不理解，回原校却是板上钉钉，没法改变的。杏雨在上学问题上，第一次深切体验到了什么叫“无可奈何”。
回到母校，他更不理解，也更加失望了。连续几天，他没见老师给上过一节课，目睹的是教室里挂满了标语，有人甚至把“打倒”的标语贴到了老师的后背上，大家口诛笔伐对老师展开了批判—批判老师搞“师道尊严”，批判老师利用课堂宣传“封资修”，因而发誓要占领课堂这块被老师占领着的“阵地”。令他犹为不忍的是与他相处较好，学习也不错的两个小伙伴，因出身于富农家庭，竟被班上的那几个“皮大王”戴起了纸糊的高帽，帽上写了“富农狗崽”四字，然后像斗“南霸天”那样，拉着他们在教室里游斗。他搞不明白，老师平时教育的不都是革命传统和学雷锋的事吗？怎么说成宣传“封资修”了呢？富农出身的孩子怎么了？“出身不由已”呀，为何要游斗他们呢？他又似乎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复课”是假的，“革命”是骗人的，“闹”才是真的。
杏雨朦胧地意识到，这样地“闹”对自己的学业和成长都不会有什么益处的。他毕竟是农村的孩子，毕竟是李成儒的后代，毕竟从小就尝过苦的滋味，因此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了家中的困难，想到了辛苦的妈妈。他知道这个时代生在农村的他和他的家人是要靠挣工分吃饭的，虽说单价不高，一个工日也就一包“经济”牌香烟钱—壹角八分，但多挣一个工日就多挣了壹角八分，还有四两粮啊！所以，他便约了他的几个同窗好友，一块儿告假回了家。
这当儿，杏云早已离校回家挣工分了。她成了最早的回乡知青之一，从此再也未能重返学校，真的永远扎根在生她养她的家乡农村的这块土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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