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遗言

初秋的雨，稀稀啦啦的敲打着医院病房的玻璃窗，病房里静得可怕，到处性弥漫着苦涩的中药味和消毒水的味道，呼吸机咕噜咕噜的冒着泡，心电图疲惫缓慢的忽上忽下的跳动着，证明着病人的一息尚存，我的父亲憔悴的躺在病床上，紧闭着双眼，微弱的呼吸，眉宇间紧皱着早已拧成深深的痕迹，扣在鼻部的呼吸机让他无法说话，虽然一直昏睡着，但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特别是大腿动脉上插入透晰用的针头，二年了，从未取出过，早就让一条正常的腿萎缩失去了功能，细得只有我的胳膊那么粗，甚至连动都无法移动，让人不忍直视。昏迷中父亲苍白的脸上依然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但是不论怎样的痛苦，父亲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见到我和母亲永远都是苍白淡然的微笑，如今他安静的躺在那等待死神的宣判。他真的累了，再也挣扎不动了，再也不能向从前一样守护这个家守护着我和母亲这二个他爱护的弱小女人了，他不想再挣扎了，每一次与死亡的挣扎，除了换来的是难以承受的病痛之苦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最后内疚，他不想再为母亲和我增加一分负担了，昏迷前他向医生交待了最后的嘱托，拒绝再使用任何特效药，他要把家里最后的积蓄留给失去屏障的母亲和我，他把能救自己命的医药费省了下来告诉母亲留给燕子，等她出嫁时给她，咱们不能让这丫头出嫁时身无分纹。再难也得让这丫头风风光光的嫁了。然后流着泪拉着母亲的手用尽最后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压在他心底的话：

“素歆我对不起你，我托累你了，你还年轻，再找个好人嫁了吧，不要再受苦了，无论如何要把丫头留在身边，这孩子任性单纯，千万不能放她走，那个小子我不放心，你不能让我死不瞑目！”

医生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这一次父亲已经昏迷了二天没醒过，母亲和家里的几个长辈们在病房外商量着后事，父亲上海的姊妹们正在赶来的路上。我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早已不再是我曾经熟悉温暖、有力的手，而是一只软弱、冰凉、毫无知觉的一个垂危病人的手。50岁，是一个男人年负力强的时光，可是尿毒症已经让父亲在病床上躺了五年多，让父亲从盛年的岗位上退下，缠绵于病塌，那种无奈那种悲凉，或许只有母亲才看得最清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母亲陪着父亲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

在父亲得病的初期，都说偏方治百病，母亲带着父亲去过新疆，走过云南，到过最边远的农村，吃过无数农家土法泡制的汤药，做过针灸；眼看着中医无法医治最后开始西医的诊治。到过上海最大的医院，去找过北京最权威的专家，转了一大圈，凡是能想到的方法全都尝试过了，眼看着病情一步一步的恶化发展得不到控制，只好回到云阳，开始中草药保守治疗，我们能做的就是一家人陪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从那天起家里就没有断过中药的味道，尽管中药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那不个死的信念,趋使着我和母亲每天轮流在家中小院的小火炉上为父亲煎制中药，希望这苦不堪言的中药真的能起到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好的。一碗接着一碗，一付接着一付，我们也不知道煎制了多少付中药，只要是听说有效的偏方土方不论多贵多难寻找，母亲都竭尽全力的去配了来，每一付中药里都凝结了全家人的希望。这碗药于父亲而言虽苦心甜，于母亲而言则苦不堪言，于我而言则不谙余味，只是家里的每个人都渐渐习惯了缭绕不散的缕缕苦药味......

好在父亲在厂里一直是个处长，家境较好，家中又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多少还有些积蓄，但是这几年下来，再多的积蓄也有见底的时候，何况为了看病父母亲几年都未上班，而我也只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黄毛丫头而已。母亲的几个姐妹们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着母亲照顾父亲，送个饭，陪个护，也好让母亲稍做休整，否则几年下来，就是铁人也早就熬垮了。

母亲是家中的长女，本是生活最优越的一个，父亲是上海人，在那个年代能嫁给一个大都市的人是件非常体面的事，因为只有上海那种花花世界才有各种内地看不到的衣服、鞋子，好吃的好玩的，每次回上海探亲，父母亲总是会带回十几个大包，全是给亲戚朋友带的物品，父亲靠着上海人的精明能干，在厂里当上了处长，而我从小也就在各种羡慕和宠爱中养成了大小姐的骄傲个性，天生的优越感十足，天生的我行我素，骨子里那种固执倔强确是让父母大为头疼。这几十年里母亲从未为家中的衣食担忧过，即使在70年代，靠着父亲的能力，家里最基本的四大件，沙发、五斗柜、大衣柜、电视机全部都有，而且还是“飞跃”牌12寸电视，这在当年成了我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父亲在厂里工作一直非常拼命，在他的心里不能把我送回上海接受上海最先进的教育已经非常遗憾了，所以希望在这个小城市里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当然对我的要求也是最高的。

从我刚会牙牙学语父亲就亲自教我背诵唐诗，弹小钢琴，等再大些，就是拉小提琴，学英语。对我的教育可以用非常严诃来形容，我每天的时间父亲早早就给我做了详细规划，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六点半背书，七点吃饭，七点半到晚上五点学校上课时间，六点到晚上八点作业时间，八点到十点各种琴类、补习时间，十点睡觉。在我的那个年代同龄人里独生女是非常罕见的，大家都认为我是躺在蜜罐里长大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父亲对于我的严厉和执拗，坚持要把我培养成他心中的那个最优秀的女儿。走路的时候如果我碰倒了什么物件，父亲就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走过，训斥我女孩子家走路要矜持不能那么大大咧咧的；小学检查作业的时候，如果发现错题在三个以上，马上就是罚站，甚至会用书敲我的头，为了纠正我挑食的坏毛病，父亲可谓是想尽了方法，把各种菜分成小份放到我的面前，不吃完不让下桌，不能上学，也正是那个时候激起了我的叛逆和倔强，我赌气，我不喜欢的就是不吃，哪怕天天挨打死也不碰一口，最后干脆用绝食和父亲对抗，父亲从来不知道那么弱小的我，居然倔强的三天滴水未进，从早到晚坐在饭桌前，第一天是父亲罚我不吃完不允许睡觉，我不吃不说坐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和我赌气以为我坚持不到下午，谁知道我硬生生的坐了二天谁叫也不吭声，直到最后母亲害怕了，喂了昏昏沉沉的我一点水，结果我连水带胃里的胃液全部呕吐出来，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父亲抱着我就往医院跑，后来听母亲说我昏迷了一天一夜，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逼过我，但是我的这股不要命的倔强和固执让父亲彻底妥协。但是父亲执意要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让我去完成，要把我培养成一名医生，可惜最后我的个性使然，还是让父亲大失所望。

在那个时代，父亲凭借着在上海造船厂学到的技术，在厂里没日没夜的带头加班工作，甚至发着烧也被从病床中叫走去解决技术难题，也正是那个时候落下了病根，持续的高烧还带病咬牙坚持在车间一线，等几天后解决了技术问题到了医院，已经确诊成肾炎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家里再没断过草药的味道，走进家里永远有一股淡淡的草药苦涩，挥之不去。即使父亲当上了领导依然经常在车间一线工作，终日的积劳成疾，终于酿成了苦酒---尿毒症。

尿毒症也叫慢性肾衰竭，是肾脏病导致肾脏功能渐进性的减退，直至功能丧失。慢性肾衰的终末期就是尿毒症。尿毒症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各种晚期的肾脏病共有的临床综合症。治疗尿毒症目前临床方法就是血液透析和换肾。血液透析就是将患者的血液经血管通路引入透析机，在透析器中透过透析膜与透析液之间进行物质交换，再把经过净化的血液回输至体内，以达到排出废物、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的目的。血液透析机其实就是一个人工肾脏，在这个人工肾脏的作用下，父亲在医院坚持了二年。从每月1次的透析，到后期每周2次至3次，最后完全依赖透析机，甚至在透析时引发心绞痛而不得不借用杜冷丁止痛。我清楚的记得在后期的透析中，父亲突发性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脏栓塞、胸痛、呼吸困难窒息，痛苦的在病床上挣扎，抓着心口象要撕开胸膛一样，面部因过度痛苦早已扭曲变形，但是他依然咬着牙没有发出半点声音，他是怕母亲担心，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维持着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尊严，四个护士按着床上的父亲，大剂量的杜冷丁注射完后症状依然没有好转，心电图上已经没有了脉路，紧急的电击后心电图仍然没有反应，那一刻我和母亲的心跟着父亲一起停顿了，没有人哭，大家全都安静的在心里祈祷着，愿父亲不再受这病痛的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