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山西大院与官商联盟不得不说的关系

山西人为了他们的生意推出了一名“偶像”，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关羽。Www.Pinwenba.Com 吧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修建关公庙，让关帝庙遍地开花，弘扬关公文化。

山西人一度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日升昌、大德玉等当时只能用 “如雷贯耳”来形容的众多著名票号都林立于平遥城一条窄街的两侧。这条青石板路长约200多米，宽约5.1米，是当年大清帝国的金融心脏，媲美西方的金融中心——华尔街。

http://172.16.2.78/cartoon/book_file/1288/396821288/398277517/20140822184708/images/128/Image0.jpg

图1：被保存完好的山西大院

在历史上山西被称为三晋大地，是中国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而且在中国政经史上，还诞生了独特的“山西现象”。

何为“山西现象”？

第一，山西拥有全中国最多的地上文物，可见山西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不过，历史上山西曾有一千年都未出过一个状元，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第二，山西地下的自然资源是中原地区最丰富的，但是山西却是中原地区经济较落后的省份。山西省2014年一季度的GDP增长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和周边省份相比，它的经济总量和产业经济的发展程度都比较羸弱，与其丰富的资源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反差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山西商人尤其辉煌，主要是和三种商品相关：盐、钱、煤。这三种商品在晋商六百年的兴衰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山西人在中国商界第一次扬名立万与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历史上，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一个大盐场就在山西运城地区。

早在公元前7世纪，管仲治理齐国时就提出了盐和铁必须是由国家专营的商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盐是不被允许由民间经营的。到了朱元璋的时期，这个沿袭了千年的规矩被拉开了一个大口子，允许民间商人凭借盐引获得官盐并进行销售。山西人从明朝开始于盐中获利。1368年明朝建国后，朱元璋为了抵抗北方蒙古族的入侵，重修了北方的九边长城。九边长城的“九边”指的是在中国北方地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九大关口，中央政府在这些关口囤积了八十万军队和三十万匹战马，用以抵抗蒙古军队。如此庞大的人口和战马意味着大量的粮草需求，需要中央财政给予支持。于是明朝建国仅仅两年后，就有官员提出以“开中制”取代钞引制来解决这般巨大的财政支出。所谓的开中制，又被称为“以粮换盐”，民间的商人运送粮食去北方九边关卡，就会获得朝廷发给他们的一张“盐引”，凭借盐引商人们就可以去盐场领官盐，并允许进行销售，获得暴利的空间。

九边中距离中原地区最近，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关口就是大同关。大同位于山西，地理上的巨大优势使得山西商人成为开中制最大的获益者。他们收集全国的粮食运到大同换取盐引，再去盐场取盐来贩售。而山西运城地区又正好是北方最主要的两个盐场之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山西人因地制宜，控制了中国的盐业，那些输粮到边关的山西人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盐商，并且政府还发给他们可以世袭贩盐的特许证——在当时被称作“窝本”。通过贩盐，山西商人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利益，从明初起，他们独享盐利长达120年，借此成为了天下第一大的商帮。

http://172.16.2.78/cartoon/book_file/1288/396821288/398277517/20140822184708/images/128/Image1.jpg

图2：山西人通过售盐成为天下第一大商帮

所谓商帮，指的是同一个地区的商人从事同一个职业，并相互勾连形成的商人集团。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用商帮来命名的商人集团，在一百多年辉煌的晋商时代里，他们慢慢地形成了独有的晋商文化，主要的表现有三种。

第一种是义利文化。中国长期以来受儒家传统的影响，西汉时董仲舒曾经讲过一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说明在儒家传统中义是第一位的，而利是不能够拿到台面上谈论的。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上是扬义抑利的。但是到了晋商时期，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义利并举”。在某山西商人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是中国财经史上著名的一句话，意思是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差不多的，无非手段和方法不同。即便经商的人身处于名利场，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儒者之心。因此，一个人可以既赚钱又坚守知识分子的节气，这就是“义利并举”的前提。山西人又推出一名“偶像”来阐释他们的义利观，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三国时期的关羽。关公正好是产盐重镇山西运城人，于是山西商人就在全国各地修建关公庙，弘扬关公文化。中国有所谓的文庙和武庙，文庙指的是孔夫子庙，而武庙就是关公庙，我们现在旅游时参观的老旧的关公庙，都是明朝初年山西商人提出“义利并举”后，借由关公庙将这“义利并举”的文化传播到了全中国。

第二种文化叫做大院文化。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都还完好地保存着许多晋商大院。山西人通过贩盐获得巨大的利益，却不将钱继续投入实业，反而斥巨资修葺大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是通过朝廷特许所获得的，因而不需要通过科技进步、扩大再生产等途径进一步发展，这就导致大量资金迅速从实体中溢出。于是山西人就用这笔资金进行个人消费，实现家族发展，就形成了所谓的大院文化。

第三种文化即官商文化。因为“窝本”的获得是与朝廷勾兑所产生的，为了继续保留“窝本”，就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朝廷里要有靠山；第二，在这一区域必须形成一种联姻关系。所以在山西人独享其利的120年中，山西地区渐渐形成了这种官商文化，一个家族中一部分子孙从商，从事盐业获得暴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开始做官，并且通过家族间的相互联姻来保障家族利益。明朝中期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山西家族：王家和张家。王家两兄弟中，弟弟王崇古是宣大总督，即中国北方地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哥哥王崇义是河东大盐商。而张家的兄长张四维是内阁大学士，他的弟弟张四教就是北方另一个大盐场——长芦盐场的实际控制人。张四维的母亲是王崇古二姐，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王家、李家和范家，所以王、张、马、李、范家等这些家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在血缘意义上结为利益团体，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几乎百分之一百的盐业。这就是山西非常顽固的官商文化。

晋商在中国财经界第一次重要的崛起，就是依靠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形式来实现的。

http://172.16.2.78/cartoon/book_file/1288/396821288/398277517/20140822184708/images/128/Image2.jpg

图3：晋商文化的三种表现形式

到明朝中后期，蒙古族和中原地区的汉人在北方的长期对峙渐渐得以缓解，尤其是蒙古族内部出现了分化，很大的一支力量投降明帝国。所以在九边驻扎的军队，慢慢就演变为屯兵制，开始自己种植粮食满足守卫边疆的需求。这样，北方地区粮食输送的压力就减小了，因此一百多年后，朝廷中有官员提出减少运往北方的粮食数量，也不需要以盐养兵了。于是在制度上进行了相应地改革，由开中制变成了“折色制”，就是民间商人不再需要将粮食运到大同关、嘉峪关等九边，只要就近运给当地的盐运司，就可以换取盐票。

同时，另一个出现在明朝中期的现象是，中国整个产业经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淮地区，出现了规模很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盐业生产总量的一半。在这样的前提下，折色制的出现使得山西商人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两淮地区的商人迅速崛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重要的商帮——徽商。徽商也是因为盐而崛起，他们主要聚集在扬州和苏州，所以这两座城市迅速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地区山西商人和他们的家族，包括前文提及的王家、李家、范家等，都迁徙到扬州和苏州地区，成为移民商人家族。留在山西地区的晋商，则开始走向衰落。